我要评论文：楊照
元末大亂起因：災荒現實？民族主義？
從一三三八年周子旺起事，不樣到這時候不過才十幾年的中大亂韃時間，「紅巾」在南、國史北壯大，元末因為並沒有受到朝廷多猛烈的天下剿擊。這意味著元朝的災荒主義內部軍事防衛系統沒有發揮作用，快速地瓦解了。還殺「紅巾」的民族共同名號，基本上是不樣建立在對付共同強敵的前提下，而到了這時候，中大亂韃確定原本認定的國史強敵沒那麼強，競爭就變得激烈了。元末因為
回到當時的天下史料，對比之下就看出後來的災荒主義一些說法，甚至被寫入史書中的還殺記載，不太符合事實。例如，每年到了中秋節都要說一次的月餅起源故事：來自元末漢人密謀「殺韃子」，藉由在月餅中藏紙條來聯繫。這樣的故事與相關歷史敘述長期建立起的印象是：元末大亂起因於強大異族征服王朝壓迫漢人，漢人累積了長期不滿，產生了「殺韃子」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
然而史料上顯現的，是宗教因素作用遠超過種族區分與民族主義。「彌勒佛降生」、「明王出世」是反抗勢力的主要動員管道，而不是訴諸民族仇恨。促使民間蜂起主要的動機，是為了應對歉收、水災、飢荒、流離等現實生活問題；而助長蜂起現象的，主要是元朝內部的防衛體系意外地瓦解。這些勢力擺明了反對朝廷，舉事要推翻既有的朝廷統治，但重點並沒有放在將蒙古人趕出去一事上。
朱升建議朱元璋「緩稱王」，就是看到了當時到處有人稱王的亂象，那是民間普遍軍事化的延伸現象，也是各自為政的混亂狀況。
民族主義情緒什麼時候出現，開始發揮作用？主要是南、北「紅巾」競爭下的策略產物。「北紅巾」比「南紅巾」有更堅實的宗教基礎，也有更有效的組織運作，為了進一步徹底壓過「南紅巾」，因而加碼抬出了宋朝皇室權威。
劉福通等人的主張是：具備宋朝皇室身分，必然比徐壽輝或陳友諒更有資格當皇帝。這樣的一種身分約束思考——當過皇帝的人家子孫才有資格當皇帝——事實上是和元朝長期執行的「身分制」統治有著密切關係的。從宋朝皇室的身分延續，才能進一步挑激起漢人與蒙古人的身分區別，才使得漢人民族情緒成為元朝滅亡的一大因素。
然而民族主義絕對不是唯一的因素。和民族主義同等重要的，還有元朝因為地方分權所造成的問題。對付區區「花山賊」必須動用「三省撥兵」，而且竟然還解決不了。從當時的實況來說，應該是：正因為是「三省撥兵」，所以連小股反亂勢力都解決不了。
地方分權之下，朝廷無法統籌，只要是跨行省的事務，就只能交付地方共同處理，因此出現「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困窘，毋寧是必然的。「三省撥兵」，誰願意多撥、多承擔呢？表面上看，「三省撥兵」如此鄭重其事，但在沒有穩固統籌的情況下，「三省」一起失敗了，傳出去就變成：「連三個省的軍力合在一起都拿他們沒辦法！」其實，如果不要「三省」聯合行動，由一省單獨處理，應該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明史・陳友定傳》中說：
元末所在盜起，民間起義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勝數，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去為盜，或事元不終，惟友定父子死義，時人稱完節焉。
有盜賊劫掠，就必須有保衛鄉里的對抗武力，而這兩種軍事化組織很容易互換，不會有清楚的界劃，到後來有部隊的人就自稱「元帥」。
而國家軍事體制瓦解了的元朝，為了對付盜賊，權宜方便的做法就是承認這些民間領袖，直接將他們認作朝廷武力，去協助攻打盜賊。但今日佳人很可能明天就做賊去了，結果使得朝廷的威信更進一步陵夷，朝廷給予的方便官職當然也就愈來愈沒有效果。
在沒有中央統籌軍事行動的情況下，朝廷的做法反而更加促使民間自主軍事化，結果是一團混亂，難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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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一樣的中國史（10）：從士人到商幫，商業驅動的時代——元、明》，遠流出版
作者：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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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國奉行低度統治，也是停留在中國漢化程度最低的王朝。普遍的身分制，宗教地位提高，異質外來文化，漢人面臨「重新選擇」的自由與壓力。能阻止蒙古人西征腳步的只有蒙古人，伊斯蘭、十字軍、驛站、海上絲路，十四世紀已然存在環遊世界的觀念。
草原習慣與農業文明的混搭，終究腐蝕了元朝，官軍無力鎮壓反亂，使得元末社會快速軍事化。白蓮教串連各地反抗勢力，民間蜂起並非訴諸民族仇恨；朱元璋最大的挑戰不是「殺韃子」，而是在地方普遍散架下收攏情勢。明朝初建，從《大誥》到「胡惟庸案」，士人集團備受打壓，官僚從此降等，只被皇帝當作「吏」來使用。
朱元璋想像的天下秩序，是大家都安居在里甲制度中，反而使得城市與商業的自由愈發吸引人。晉商憑「開中制」坐大，徽商明確提出「士商異術而同志」的主張，建立門風價值觀。百科刊物、奢侈品市場、專業化百工……，明代商業以百倍的力量在發展，卻沒有沖倒文人文化，成為驅動歷史的關鍵力量。
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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