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
十七 後記：西蒙．德．波娃成為了什麼人？
面對生者，成為成為我們應予以尊重；面對死者，西蒙我們應還以真相。波娃
——伏爾泰（Voltaire）
（中略）
波娃的後記內在面向從未將自己視為「偶像」。她在與史瓦茲的孤獨訪談中說：「我在其他人眼裡是西蒙．德．波娃，但在我自己眼裡不是中自己。」她知道女性渴望找到可供仿效的成為成為正面典範，也經常有女性問她，西蒙為什麼她的波娃小說裡沒有更多正面的角色，而是後記充斥著與她所提出的女性主義願景不符的女性角色。有些讀者說她們在書中角色身上看到波娃本人的孤獨影子，並納悶著這些角色之所以沒能活出女性主義的中自己理想生活，是成為成為不是因為波娃本人在這方面也失敗了？
波娃回答道，她覺得正面的西蒙角色「很可怕」，而以正面角色作為主角的波娃書則相當無趣。她說，每本小說「都是一個問題意識」，她的人生也是：
我過往的人生經歷是一個問題意識，我不必提出解答，人們也沒有權利要我提供答案。正是這件事使我偶爾會對公眾人物的身分——亦即人們對我的關注——感到困擾。我覺得這當中有種苛求之意是有點愚蠢的〔⋯⋯〕它彷彿將我完全禁錮在名為女性主義的水泥塊中。
波娃在世時，讀者因為她的生活方式而拒絕接受她的論點——他們說她愛過太多男人，說她愛錯了人，或以錯誤的方式愛人（當時大眾甚至還不知道她的同性戀情）。人們指責她付出太少、付出太多、太女性主義、不夠女性主義。波娃曾承認，自己對待他人的方式並非總是無可指摘。她的言行清楚顯示出，她很懊悔自己與沙特的關係曾令許多偶然的第三者（Les tiers）受苦。
波娃曾聲稱，她與沙特的關係是她人生中的一項成功。史瓦茲也就此事問過波娃，他們兩人是否也成功建立了一段平等的關係？波娃說，他們之間從沒有平不平等的問題，因為沙特身上「沒有任何壓迫者的影子」。有趣的是她在此也表示，如果她愛上的不是沙特，那麼她也不會讓自己受到壓迫。有些人認為波娃這句話是在說，她在職涯上的自主性讓她得以逃脫被宰治的命運。許多女性主義者都懷疑波娃落入了壞信念中，懷疑她是否把沙特「變成了連自身的批判目光都必須止步的聖域」。
如今我們已很清楚，波娃對沙特有諸多批判——但她批判的力道對許多人來說似乎不夠。
八○年代中期，有個美國哲學家跟研究波娃的學者瑪格麗特．西蒙斯說，她很不滿波娃在自傳裡老愛說我們、我們、我們。她為什麼不說她？「她彷彿整個人都消失了。」但她其實沒有消失，她一直都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她用自己的聲音說出「我們」和「我」，因為她認為「就算身為女性主義者，還是可以與男人擁有親密關係」。事實上，人能與許多不同的男人與女人擁有親密關係。
她認為，她的思想是她這個人最重要的部分，而沙特是她在思想上無人可比的親密摯友。許多來自外在面向的書評批判波娃只是沙特的影子、說她毫無想像力；連她的戀人都說她的書很無聊，或是跟哲學有關的內容太多。但在波娃這輩子的多數時間裡，沙特都是那個大力鼓勵著她的人，在這場舉世無雙的對話中持續與她的心智進行交流。
我們永遠無法得知波娃內在面向的完整全貌，經過重述的人生故事不等同於實際的人生經歷。但就外在面向而言，我們必須記得她奮力成為自己時所展現的能動性。在某些情況下，她也選擇寫出那個被忽略的「我」字。在《環境的力量》中，她說她早在認識沙特——這個後來會以《存在與虛無》一書聞名的哲學家——之前，就發展出了一套關於存在與虛無的哲學看法。「二十歲時，我在私人日記中初步探討了存在與虛無的問題——我所有的作品都叩問著這個問題卻從未得到解答。」她也在寫出《女賓》之後表示，事情已有所改變：「我一直都『有話要說』」。
波娃在《塵埃落定》（一九七二）裡明確表示，她喜歡與生命中的重要之人共享人生——這個人通常是沙特，有時則是西爾維。她直言，自己並未清楚區分「我」與「我們」，是因為「我人生中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擁有另一個人的陪伴」。晚年的她形容，孤獨是「死亡的形式之一」，而她自己則在「感受到人際來往的溫暖」時重獲新生。
波娃熱愛哲學，她他希望哲學能夠表達「具體有形的現實」，揭開「精心編織的自我之俗套」。許多時候，她選擇文學為工具，因為她筆下的角色在與人的對話往來之中獲得了生命。尼采認為我們「不可能教會別人什麼是愛」，但波娃認為她可以讓人們看見什麼是愛。
她在小說中舉出具體例子，說明兩性之間的關係深受毫無回饋所苦。在《第二性》中，她明確提出了哲學上的主張：愛若要有道德，就必須互相回饋——愛人者和被愛者都必須認可對方是具有意識的自由主體，並致力於幫助對方完成其人生計畫。如果這份愛也包含了性，那麼他們也得在性方面將對方視為主體，而非客體。
出於政治上的目的，盧梭在《人類不平等之起源》（!e Origin of Inequality）中仔細檢視了「文明社會」的歷史，他希望更清楚地勾勒出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不平等。尼采在《道德系譜學》（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中也檢視了過往歷史，以便清晰理解今日的道德。尼采認為，「上帝已死」，之後，人們必須對自己的「價值重新做出評估」。而波娃則認為，我們有必要在哲學上重新評估女性，並且如果我們不重新檢視「文明社會」所謂的愛情究竟為何，女性就無法得到真實的自由。
當柏拉圖這樣的哲學家採用某種文學體裁來寫作時，他的作品仍是哲學作品。當他談及愛情時，他的論述仍是哲學論述——即便當年的社會盛行與未成年的年輕男孩性交，而當年的思想家討論著人曾經擁有四隻手與四隻腳的荒謬故事。當時的人相信，我們與原先同為一體的另一半仳離，因此一生渴望與對方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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