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編按：本文接續於《疫情下的疫情有人峇裡島（上）：國際旅客進不來讓本島人斷炊，留下的峇里困境外島人也因存款歸零推遲返鄉》
擔任公務員、出租房子養家的島下Ayu
Ibu Ayu是峇里島的媽媽，如同大部分的中有助窮自種找峇里島家庭，都是人送人也女人撐起一個家。Ayu有三個還在讀書的便當孩子，兩個老人（其中一個只能長年臥床），蔬菜生活而她的簡單老公則因為曾經受過傷而行動不便，所以常年不工作。疫情有人一家七口加上一條狗，峇里困境都落在Ayu一個婦女的島下身上。
需要養活一大家子，中有助窮自種找Ayu必須要十項全能來賺錢。人送人也Ayu是便當峇里島的公務員，私底下還有自己經營一些小本生意，蔬菜生活譬如在市場買賣衣服、把自己家的多餘空間改造成數個套房租給打工的人，以及把自己家門面靠近大馬路的屋頂改造成一個二樓餐廳。
跟大部分依靠遊客收入的本地人來比，Ayu的公務員身份則讓她保有相對穩定的薪水，但她表示，薪水是沒有變，但公務員的福利全部都受到疫情減少了。而公務員薪水其實遠低於她其他工作的來源（她不便透露數字，我預估是250萬到350萬印尼盾月薪）。
而她其他副業全部都是跟旅遊業環環相扣，近乎全數陣亡。疫情前剛剛貸款裝潢的二樓餐廳，只有非常慘淡經營兩個月就草草收場。賣衣服的市場也如同絕大部分商舖一樣，因為沒有遊客而關門。
Ayu原本最大筆收入是靠房租，每月的房租總收入約8（約新台幣18000元），總共有8個套房，因為地理位置優勢和價格合理，是打工人的熱門選擇，疫情前都是一房難求狀態，如果有人退租，半天就會有新房客搬進來。
而現在則是因為有些打工人也失業搬走，Ayu的8間套房有3間房退租，半年內都無人問津，剩下5間，她也是體恤老房客降了25%租金。這筆房租收入，除了要支付家裡開銷，也要支付當年跟銀行貸款蓋房子的款項。
收入驟減的Ayu，在家裡後面空地開始自己種菜養雞。為了省錢，他們家以前每週去超市採買，現在則改為半年去一次超市。所有的食材都只去物廉價美的早上傳統市場跟農民購買，而且只挑便宜的本地蔬菜，如1000印尼盾就可買到的通菜等。作為中產階層的他們家，現在為了省錢，也不是常吃肉，因為肉的價錢真的比菜貴非常多。Ayu笑言，多吃蔬菜，不就是讓自己更健康！
有些時候為了省錢，Ayu則採取一餐半餐或禁食（註：在印尼，伊斯蘭齋戒月和印度教安靜日都有因宗教信仰而採取禁食）。她樂觀的表示，禁食也很好呀，因為禁食也可以更健康，肚子餓就去睡覺。
我問Ayu，是不是現在壓力更大了？她說，以前也是有快樂、有壓力，現在亦然，只是快樂和壓力的來源不一樣了，以前收入比較多，工作量也比較多，壓力也很大；現在收入少了，但降低自己生活開銷和成本，不致於活不下去，相對的則多了更多時間，可以讓生活慢下來、多陪家人。
「跟隨信仰、隨遇而安」，是她最常掛在嘴邊的話。無論是不是受到疫情影響，即便生活品質改變，但他們都可以怡然自得的從容面對生活。
Photo Credit：Claudia 疫情後得以回家的Agung
對於峇里島人而言，印度教信仰是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們花在大大小小的祭拜儀式上的錢，就高達生活總開銷的20-40%；在疫情前，一個家庭平均每月花在信仰上的費用就多達80萬到20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1500元到4000元）。
Ayu和Pak Agung都提到，現在為了省錢，祭拜儀式都只能從簡，祭拜貢品也是能省則省，現在一個家庭一個月在信仰上的花費，預估低於40萬到5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800元到1000元）。
Agung是峇里島本地人，原本在大型飯店當經理。雖然家在峇里島，但因為飯店離家有將近2至3小時車程，而峇里島在疫情前的每日生活相當忙碌，因此Agung每週也只有一天能回家見家人。
現在因為疫情，原本的飯店也沒有客源，收入也自然驟減。Agung換了離家更近的另一個中小型飯店當經理，而現在有了更多的時間陪家人，因為即便在新的飯店，所有員工的工作量也從原本的月休一日，變成現在一個月只有3天工作。他說，比他層級更低的房務工作者只能拿到原本35%的月薪，大概是40萬到50萬印尼盾（約台幣780元到970元）。
Agung說，疫情前的別墅是一晚90萬到15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1800元到3000元），旺季時幾乎每天都客滿，而現在只能以月租400萬到600萬的價格（約新台幣7800元到9800元）的方式租出去。相對大部分空置一年多的峇里島民宿和飯店，他們的別墅都還有50%常租客入住率，入住率算很高。但他說，對他們集團而言，這筆收入只能算聊勝於無，以抵銷掉大部分固定支出。
送便當救濟窮人的Lani
Ibu Lani是在鬧區開自助餐便當店的媽媽，她的客群幾乎是這一區打工的本地人。失業潮讓打工一族有了大量多餘時間，卻少了大量的收入，所以她的客群幾乎都居家自己煮飯，她的餐飲生意受到旅遊業波及，門可羅雀。
Lani說，以前一天要煮6-9公斤的米飯，可以供應85到130份便當，而現在一天最多煮3公斤的米飯，而且還有很大機率賣不出去。
Lani的先生跟Bimo一樣是畫家，靠賣畫為生。疫情前，Lani的餐廳收入就可以支付一家四口的開銷，她的先生成功賣出每一幅畫就有一筆巨額收入。而疫情來臨，先生的境遇跟Bimo一樣，靠藝術為生的變成徹底失業。
而Lani在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間，把便當店關了4個月，如同大部分選擇歇業的餐廳，因為一個客人都沒有。他們兩夫妻靠當清潔工和園丁打零工方式賺取收入來支付日常開銷。對他們而言，因為疫情，孩子必須要居家上網課，他們花了最大一筆開銷就是幫孩子添購了一台筆電以及網路費。為了支付這一筆額外教育開銷，加上收入慘淡的生意，他們一家這一年半內，停止了所有娛樂活動，沒有外食、不再去商場、看電影或旅行等消費行為，唯一娛樂是帶孩子去免費的山區或溪邊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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