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籍》:漢娜鄂蘭認為民族國家會創造大量的無國籍者,而歐洲的人民聯邦則否

  发布时间:2024-05-19 01:46:03   作者:玩站小弟   我要评论
文:米拉.西格爾柏格Mira L. Siegelberg)無國籍之於全球政治秩序的意義,對這個問題在一九四○年代之後最著名的反思並非來自國際法的傳統或是政治學科,而是來自德國的猶太人流亡知識分子漢娜・ 。

文:米拉.西格爾柏格(Mira L. Siegelberg)

無國籍之於全球政治秩序的無國為民意義,對這個問題在一九四○年代之後最著名的籍漢家會反思並非來自國際法的傳統或是政治學科,而是娜鄂來自德國的猶太人流亡知識分子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政治思想。鄂蘭和本書討論的蘭認大多數人物不同,她不是族國國際律師或法學家,她的創造分析也是在聯合國內部機構之外進行的。鄂蘭對國際法文獻是大量的無的人有選擇性的閱讀,她在這個時期的國籍政治著作經常會錯誤地描述無國籍在國際法律思想中的意義。

她在《極權主義的歐洲起源》一書中,全面呈現了她對現代無國籍的民聯著名且甚具影響力的分析,她將兩次世界大戰間的邦則法條主義世代描述為失落的自由時代的遺緒。而她的無國為民敘述沒有掌握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大規模無國籍問題在多大程度上成為國家和國際權威之間的籍漢家會邊界得以理論化的關鍵資源。不過,娜鄂我們將在後文看到鄂蘭把無國籍問題和全球政治組織的蘭認未來連結在一起,她也加入了像是勞特帕赫特等理論家的行列,堅持以政治上的包容作為集體安全和世界秩序的基本條件。

單獨看她的文章,會覺得她的反思似乎是在回應世界免不了要分成幾個國家、因而國家會小心翼翼地捍衛自己的主權權威。不過,如果把鄂蘭在整個一九四○年代的思想演變,放在對國際政治秩序的廣泛辯論和其具有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有鑑於當時有更廣泛的運動使得國家合法化成基本的治理單位(而不是以非國家的替代方案作為人類的政治組織)——就彰顯出她參與的意義,以及無國籍問題在這個命題中的核心地位了。

鄂蘭最初轉向政治,是始於她在納粹主義興起之後被迫考慮從德國流亡。她曾經在威瑪德國的知識危機氣氛下向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學習哲學,而她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由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愛情觀研究,來探討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以及人類與神的關係等主題。

威瑪共和國的崩潰和德國對猶太公民日益增長的歧視,促使鄂蘭將注意力轉向現代歐洲史,尤其是歐洲現代性當中的猶太人解放和同化歷史。鄂蘭在一九三三年逃離德國,之後她曾經在日內瓦的國際勞工組織(Bureau International du Travail)短暫工作,近距離觀察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歐洲國際主義,而後她便前往法國,希望在那裡較長久的定居,她也在那裡參與了猶太政治。

一九四一年,鄂蘭抵達美國,之後便開始更有系統性地撰寫有關無國籍的文章——這個轉變是在她的法國集中營時期之後,而且是因為獲得南森護照和美國緊急簽證的保障才得以實現。她對這個主題的初期著作,是強調公民解放和同化——十九世紀的「人權」觀念所代表的平等公民權的承諾——的理想崩潰。這些文章強調群體身分無法避免。與十九世紀較小型的無國籍現象相比,現代無國籍的特殊性在於它發生在整個民族而非個人身上。

鄂蘭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了〈我們難民〉(We Regugees)一文,文中反映出猶太難民取得新的國民身分也是徒勞。實際上,她反而總結說難民可以擁抱被遺棄者的身分,而不是拼命抱著新的國民身分所提供的虛假安全感。她在一九四五年的文章〈無國籍者〉(The Stateless People)中,同樣強調新的同化現象在現代歷史中並不可能發生,她把這連結到中世紀的領土管轄權原則崩潰,以及新興的現代國際條約想要確保國家對其國民的保護(即使在自己的邊界外)。

鄂蘭的分析主要是基於兩次世界大戰間有關少數族群保護條約的德語、法語和英語的法律與政治文獻,以及國際法學者勞倫斯・普魯斯探討國際法中的國籍剝奪議題的著作——普魯斯認為「在國際法領域,民族國家的主權權力當然是在移民、歸化、國籍和驅逐等問題上最為重要」。

鄂蘭認為,無國籍者代表兩次世界大戰間中歐面臨的廣泛少數族群問題的延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沒有取得公民身分的人通常是少數族群的成員,他們在中歐的新民族國家面臨歧視,因為這些國家將生活在境內的少數民族成員視為對領土主權的威脅。同時,由於多數民族的成員在其他國家又是受到保護的少數民族,這為修正主義擴大國家領土的主張提供了依據。

這些早期論文反映了鄂蘭對於國民身分和共同體的倫理及政治價值的信奉。她的著作也證明一九四○年代早期的人們對全球政治組織的各種戰後計畫抱持開放態度。她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之間發表的論文,是訴諸地下運動提出的歐洲聯邦理想——這些地下運動是為歐洲人民的聯邦而戰,他們想要「斷絕」國籍與領土的連結。這個提議認為民族團體在更廣闊的憲法架構內可以保有政治上的自治。

鄂蘭採用了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和卡爾・倫納的建議——他們的闡述方法是要調和帝國的治理與民族自治。因為人天生就屬於一個民族群體,而人民聯邦將領土與政治的共同體分開,意味著每個人都會在世界上找到一個政治家園。倫納在一九三七年的文章中,主張可以透過一個自由的國家聯盟實現全球和平。地球表面將會覆蓋著「貴重的各個拼湊部分,而其特徵是充滿異質性的心靈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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