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Benjamin von Wyl
翻譯：楊煦冬
2018年，女議時任綠黨議員的員帶嬰兒議員斯坦勒（Lea Steinle）所遭遇的經歷在國際上都引起了側目。因為帶著出生不久的出席從瑞嬰兒在巴塞爾城市半州議會開會，在哺乳後被議會主席拒之門外，被拒斯坦勒因此未能參加投票。外這議會主席的士把觀點是，只有議會成員才可以進入大廳。當成的傳
大廳裡不應該有其他人——那些既不會說話也不會走路的兼職人不能進入。
「我簡直無法想像，統說我用嬰兒背巾帶著孩子來開會會造成問題，女議」斯坦勒告訴瑞士資訊SWI Swissinfo.ch。員帶嬰兒議員事後，出席從瑞她感到既憤懣又無力。被拒「母親的外這形像在瑞士被理想化，卻不被認可為社會的士把真正一部份。」如果沒有私人圈子或特殊背景，女性幾乎沒有從政的可能，斯坦勒說。而這帶來的後果是，有些當了媽媽的人甚至放棄參加選舉。
儘管「海爾維蒂亞在呼喚」（Helvetia ruft）運動產生了影響——2019年瑞士選舉時女性候選人的人數破了紀錄——當選者中也是如此。議員中女性的比例躍升了10％，創造了42％的新紀錄。而2023年的選舉，各黨派主席也都公開承諾要再次打破紀錄。女性組織Alliance F還提及了「面向更好民主的大博弈」。
儘管如此，在瑞士，當涉及到女性休產假領補助時卻又矛盾重重：如果斯坦勒在開會那日，留在家中帶孩子，她的投票權就會自動被放棄——在巴塞爾城市州，只有委員會會議允許別人代表投票。然而，在議會中每張選票都至關重要。
除了在政治層面，在許多地方這種局面還涉及到了財務層面：在瑞士各地的議會中，產假往往隨著參加投票那一日的到來而結束。而在巴塞爾卻並非如此。
要錢還是要政治生涯？
這種矛盾是瑞士政治體系中的一個老傳統造成的：在瑞士，議員並非專職議員，而是所謂的「兼職議員」（Milizpolitiker:in）。
這種「兼職系統」的理念要比現代聯邦的建立年頭更久，19世紀還被寫入了聯邦憲法，規定：公民，後來也包括女性公民，應該出於對共和主義信念的信服而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把它當成一種工作來做。
因此瑞士的議會議員所從事的工作，都是作為第二職業來做的。在國家層面，越來越多的議員將全部精力投注於他們所從事的政治工作中，但至少從官方上來看，瑞士國民院議員們除了政治工作之外，都還有著自己的職業。
「在瑞士，議員兼職的傳統是政治體系和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元素，」伯恩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斯塔德曼－史坦芬（Isabelle Stadelmann-Steffen）對此表示：「否則，小地區的政治機構在財政上很難維持。」
日內瓦大學2017年的一項調查得出結論，聯邦一級議會的工作大致相當於半職工作量。國民院議員的平均年收入為9萬瑞郎（約合美金9萬7656元），這在瑞士，可以生活得很好了。
而另一方面，在州議會中任職所得仍然只能算是一種額外收入。在市政一級當議員得到的補償往往只相當於小費而已－例如，布魯格（Brugg）小鎮的地方議員參加每場會議會得到50瑞郎的津貼。斯塔德曼－史坦芬說：「瑞士這個政治制度的一個弱點是：這樣的兼職工作，不是所有人都做得起——一方面要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還要付出大量的時間。」
在不考慮性別問題的前提下，這位政治教授依然表示質疑：「這種基於無償工作的系統還能在多大程度上合時宜，並能招聘到合適的人選來就職。」
但是儘管從事議會工作可以浪漫地被冠以盡公民義務的美名，但從法律角度來看這依然是一份要付出辛勞的工作：聯邦最高法院在2022年春天給出了明確定性——議會工作是一份「綜合性工作」，從瑞士兼職從政的傳統角度來講，這或許有些出人意料。
對於女性來講，隨著工作的恢復，則意味著產假的結束。國民院自由綠黨議員貝奇（Kathrin Bertschy）當初就不得不償還她的產假補償金——因為她在產假期間參加了議會會議。
貝奇同時也是Alliance F的聯合主席，她當時在接受《每日導報》（Tages－Anzeiger）採訪時說：「所以，休產假的議員實際上相當於被禁止了行使民主權利。」對這位國民院議員來說，在經濟上還是可以承受的。而對於各州和各市的女性議員來說，到目前為止，則意味著金錢或政治生涯的選擇。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來自於瑞士那個悠久的傳統：從政應該永遠只是一個副業。
現在楚格州、琉森州、巴塞爾城市州和巴塞爾鄉村州正在發起動議，提出允許母親在不放棄產假保險金的情況下參加議會投票。
代表制和數位投票
能與從事議會工作以及照顧孩子相互兼容的一個解決方案或許是設立代表制度，目前瓦萊州、汝拉州、日內瓦州和納沙泰爾州已經在這樣做。議員缺席時，由其代表參加投票。
政治學家斯塔德曼－史坦芬對這一制度表示歡迎：「它傳達了這樣一個訊號：沒有人是不可替代的，良好的業績並不意味著必須一貫在場。這種思維的改變非常重要，能讓更多的、應變能力強的人進入領導階層。」
五年前，國民院決定不接受在聯邦議會中施行代表制度，理由是，根據《聯邦憲法》，國民院有200名議員，而若要接受議員代表，則必須更改憲法。代表制的動議由綠黨全國議員凱琳（Irène Kälin）提交，她在斯坦勒之前，她已經用嬰兒背巾把她的孩子帶到了議會，但並未遭到拒絕。因此，像2018年發生在巴塞爾城市州議會中的事在聯邦大廈中從未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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