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劉再復
【第十五講、劉再樓夢文學的復文交合點】
一、兩種新文類的學講西遊啟迪
今天講述的「交合點」，是史記我三十年前就思考的一個題目。那時讀魯迅的記紅經典接奇雜文，覺得文學史上並無「雜文」這一文類。中國這種新文類乃是文學魯迅的創造，是劉再樓夢他把文學（散文）與政論、時論、復文時評「嫁接」的學講西遊結果，也可以說是史記散文與政論、時論、記紅經典接奇時評的中國交合。交合、文學嫁接而產生另一種「質」，劉再樓夢這是文學的一種大現象，可以作專題研究，既可寫一篇論文，也可以寫一本學術專著。
雜文產生之後，有人並不承認這是「文學」，但魯迅說，這不要緊，終有一天，文學殿堂會接納這種新文類。在雜文逐漸興盛的時候，又興起另一種新文類，名為「報告文學」，鄒韜奮、范長江、劉賓雁等，都是寫報告文學的高手，名滿天下。面對報告文學，我又想起「交合」、「嫁接」現象，覺得報告文學乃是文學與新聞交合的結果。
但它不是新聞，而是文學，因為新聞不可帶有感情，而報告文學則充滿生命激情，文本中洋溢著寫作者的思想與感憤。因為報告文學，我進入了「文學交合點」的思索，後來因為環境變遷，我沒有寫下論文就出國了。今天重拾這個題目，完全是課堂所逼，但我並不打算作大文章，只是把自己對於文學交合、嫁接現象的思索向同學們表述一下，希望在座的有心人以後能寫出生動的專著。
二、「交合」現象古已有之
我所講述的文學交合現象，即「文學的交合點」，是指文學與其他學科或稱其他精神價值創造樣式的交合，例如文學與歷史、哲學、科學、心學、心理學甚至佛學等的交合。這種交合現象，在中國很早就有。大家所熟知的偉大著作，司馬遷的《史記》，就是文學與歷史的嫁接。《史記》，重心是史，即首先是偉大的史學著作，但誰也不能否認它的巨大文學性，尤其是其中的人物本紀與人物列傳。
以《項羽本紀》為例，這篇本紀的基石即基本材料是歷史，但是，所描寫的主人公（項羽）卻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完全可以當作文學作品來讀。項羽的故事，後來被編成《霸王別姬》、《鴻門宴》等著名戲劇，全是這篇本紀提供的基礎。尤其讓後人驚訝的是，項羽的許多生命細節，肯定是司馬遷的補充與想像，例如項羽最後兵敗而跑到烏江岸邊的一節描述，可謂「不是文學，勝似文學」。我們不妨把這一節文本細讀一下：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
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
如果司馬遷把《史記》作為純粹史書，那麼，寫到項羽的「窮途末路」，只需寥寥數語：「項羽在烏江岸停留片刻，覺得自己已無顏再見江東父老，便拔劍自刎。」但是，司馬遷使用文學之筆，著力渲染了這一情節：寫了烏江亭長的勸慰；寫了項羽對亭長的訴說（訴說中端出自己全部的真實心理）；還寫了項羽把伴己征戰五年的愛騎贈送給亭長後，步行力戰，自刎而死；又寫了漢騎司馬呂馬童等爭相分屍，以覓封侯。
短短的四五百字，寫出了英雄末路與英雄悲歌，既悲壯又淒涼，既有英雄氣概，又有英雄情誼，並非只有史實。這節文本，既有史料價值，也可作文學文本閱讀。《史記》為我們提供了文學與史學嫁接的成功範例。
文學既可與史學嫁接，也可與哲學嫁接。可以說，卡夫卡和他之後的現代文學主流，即所謂「荒誕文學」，全是文學與哲學嫁接的結果。貝克特、尤奈斯庫、品特、高行健等，全都得益於文學與哲學的交合。台灣大學的戲劇研究專家胡耀恆教授說「高行健的戲劇是哲學戲」，完全正確。高行健的戲劇，從《車站》、《彼岸》到《對話與反詰》以至《夜遊神》、《叩問死亡》，都是哲學與文學的交合。
高行健之前，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庫的《犀牛》等，也都是哲學與文學並舉。其基調已不是甚麼「抒情」，也不是甚麼「言志」。整部戲劇，惟有作者對荒誕世界的深刻認知，這種認知，既有意象性，又有哲學性。重心是思想，而非情感。從卡夫卡、貝克特到品特、高行健，我們可以看到文學與哲學交合的力量——它可以改變文學世界的基調，獨創一片文學的新天地。
三、中國文學經典的「嫁接」奇觀
如果說，《史記》是史學與文學的交合奇觀，那麼，《西遊記》便是文學與佛學的嫁接奇觀，而《紅樓夢》，則是文學與心學的嫁接奇觀。
如果沒有佛學的東傳，就不會有《西遊記》。《西遊記》是中國在《易經》、《山海經》之後出現的奇書，其主角既是人，又是非人；既是妖，又是非妖；既是神魔，又非神魔。孫悟空隨同師父唐僧到西天取經，從取經的起點到終點，全是「佛學」的邏輯。
《西遊記》中的如來佛祖最有力量，但並不是絕對的「救世主」。佛界的代表觀音菩薩，具體地幫助指引唐僧、孫悟空師徒戰勝種種艱難困苦而贏得取經的勝利，她是神（佛學），但又充滿人性人情（文學）。孫悟空本事高強，具有神魔的本領；但又至真至善，擁有佛心與童心；他還是一個人，具有人的頑皮和理想。沒有文學，產生不了孫悟空；沒有佛學，也產生不了孫悟空。孫悟空是人與佛的交合，整部《西遊記》也是人與佛的交合。
《紅樓夢》與《西遊記》一樣，全書佛光普照，童心磅礡。《西遊記》的產生仰仗佛教的東傳，《紅樓夢》也是仰仗佛教的東傳。但相對而言，《西遊記》的全書浸透的全是佛學，而《紅樓夢》浸透的則是心學。所以我說，《紅樓夢》是《傳習錄》（王陽明著）之後最偉大的心學作品，區別只在於前者為思辨性心學，後者則是意象性心學。《紅樓夢》的主人公賈寶玉，與其說是一個「人」，不如說是一顆「心」——世界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最純粹的心靈，如同創世紀第一個早晨誕生的毫無塵土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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