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巴黎》:發現美學新大陸!「和風主義」作為一場百餘年的迷戀

  发布时间:2024-05-17 23:29:12   作者:玩站小弟   我要评论
文:魏聰洲、蔡潔妮04 和風主義作為一場百餘年的迷戀有一種愛情,是相隔一萬公里也要緊緊相望,而且這一望就是160年;十八世紀法國菁英對於中國、十九世紀中葉、對於近東的著迷,終究是短暫的,那些只是一場採 。

文:魏聰洲、呼吸蔡潔妮

04 和風主義作為一場百餘年的巴黎百餘迷戀

有一種愛情,是發現風主相隔一萬公里也要緊緊相望,而且這一望就是美學迷戀160年;十八世紀法國菁英對於中國、十九世紀中葉、陸和對於近東的義作著迷,終究是為場短暫的,那些只是呼吸一場採風擷俗式的探奇;相反地,十九世紀下半葉Japonisme(和風主義)襲捲法國社會的巴黎百餘現象,則是發現風主一段漫長的愛情。

法國人自己用「發現(美學)新大陸」來比喻,美學迷戀對他們而言,陸和若東亞存在著一個值得仰慕的義作文明,那會是為場中國旁邊的群島國家,而不會是呼吸中國;這件事在今日看來是常識(呵呵),但法國人早在160年前就已知曉。

2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1730年代法國細木師父開始拆解進口的東亞傢俱作為裝飾零件,之後再進一步模仿;甚至如圖右二的矮櫃,將陶瓷上裝飾抄上身,見證了當時的中國熱。攝於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描述:1862年,日後名號代表著文學現代化的襲固爾兄弟(p.15),將日本比喻為東方的古希臘;1868年,日後在巴黎創建一亞洲裝飾藝術博物館的Ernest Chesneau,出版了《Les nations rivales dans l'ar t》(藝術裡的國族對手),指出日本是唯一一個非西方國族可與西方較量者,他並不斷提醒讀者:她的種族與民情和中國是在不同層次的(p.1, 12);福樓拜回應他:「您的書一點也不和我的品味相逆……您進入了日本藝術的心,就像我。」

1869年,開幕才五年的裝飾藝術博物館舉辦第一回東方藝術展覽,展品絕大部分來自日本;1887年,梵谷在巴黎的Le Tambourin咖啡館為日本版畫辦一場展覽,那應是他唯一一次的策展人經歷,兩個月後,意猶未盡的他還為了找尋「歐洲的日本」,決定赴南法創作;1890年,巴黎美術學院展出七百個日本版畫(p.2),展品提供者Henri Vever日後成為Art nouveau的知名收藏家,和風主義與Art nouveau二者的關聯不言而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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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的萬國博覽會,同年Auguste Victor Deroy出品的版畫。(圖片來源:Musée Carnavalet, Histoire de Paris, G.30819)

和風主義原是藝術精英份子的品味,但透過法國所舉辦萬國博覽會,那裡的布爾喬亞(本書指的是在十九世紀取代貴族的新興資產階級)一一為這個風格所傾倒;1867年「日升之國」第一次在巴黎參展(p.3),不僅版畫、捲軸、和服、蒔繪漆器、陶瓷在展覽結束後被買家一掃而空,巴黎在地的珠寶、銀餐具、陶瓷、傢俱界的一流匠師,也紛紛推出和風作品(p.16);印象派藝術家也緊跟而上,最知名的有馬奈《左拉像》(1868)及莫內《日本女人》(1876)(p.4)。之後幾回萬國博覽會在巴黎舉辦:1878、1889及1900年,一次又一次把和風主義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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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內《日本女人》(1876)

Hayashi Tadamasa(林 忠正)(p.5)在1878年為了日本參展而第一次來到巴黎,此人日後打開了藝術市場全球化最正式的一章:光是日本版畫,其一生就經手了15萬件至歐美市場,同時他也運送了第一批印象派繪畫到達日本,這些畫家很多都是他的顧客。他甚至是1900年那次博覽會的日本館(p.6)策展人,那一年歐洲人擁入日本館,裡面展出許多首次出國的珍物,甚至有在日本也見不到的皇室收藏;旁邊還有個茶館,提供有日本茶及台灣烏龍茶,後者是台北茶商公會代表Ngôo Bûn-siù(吳文秀)帶過去的,這位茶商日後被Tsng Ing-bîng(莊永明)稱為「第一個看到巴黎鐵塔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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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博覽會的日本館。

2018年是法日建交160週年紀念,這一年出現「Japonismes 2018: les âmes en résonance」(和風主義 2018,共振的靈魂們)一連串文化活動,把十九世紀法國人對日本文化的著迷重演了一遍:浮世繪各名家作品輪番展出,裝飾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個以「和風主義」為題的大型特展,吉美博物館也舉辦了一個以「明治」為題的大型特展,連「在日本也見不到的皇室收藏出現在巴黎」的相彷情節也被複刻:Itō Jakuchū(伊藤若冲)一些鮮少展出的雞畫出現在小皇宮……。

遺憾的是,也有著明治時代的台灣、也曾在百餘年前參與這場靈魂共振的台灣,這次卻未搭上日本的便車現身於巴黎人面前,這要歸咎於島國文化官僚過於謹慎嗎?

這個共振在十九世紀一發不可收拾,作為該世紀法國物件的藏家,很容易「一時不查」從法國家庭收進一些日本來的物件。僅以相片中二件日本文物為例:Sumiyoshi Keishū(住吉慶舟)彩色自畫像及《明和伎鑑》(p.7),二者應該都是在十九世紀時流落到法國,儘管珍品程度差不多,卻是來自完全不同階級的家庭。

10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相片中二件日本文物:Sumiyoshi Keishū(住吉慶舟)彩色自畫像及《明和伎鑑》

前者來自Petzl(佩茨爾)品牌創始人的孫子,這個富商家族提供了全世界最頂級的登山設備,此畫作是早年購自巴黎左岸的古董店,經一陣遊說後讓渡出來:我們懷疑它是住吉慶舟唯一一張現存於世的彩色自畫像,他是大和繪住吉派創始人,依署名推測創作年代在1777至1781之間。而《明和伎鑑》則是一位年紀頗大的朋友在一個農家閣樓的皮箱裡發現的,皮箱原隸於他的祖父,百年來沒有人動過;閣樓位於Évry(埃夫里,89140),那是連google map都不提供地景服務的偏遠村落。

皮箱物主並沒有日本旅遊的經歷,甚至未出過國,朋友推測:「或許是哪一次到巴黎旅行,看到巴黎人都在迷戀日本『manga』(註:漫畫,朋友指的是葛飾北齋的「漫畫」),就順手從書店帶回家。」這本書在1769年出版時被列為禁書,珍貴之處除了稀少外,其中還有當時名人小山雨譚醫師的用印(p.8)。從這二個物件,可以遙想林忠正及其同行競爭者在那年代是如何努力地將日本文物一船一船地銷往巴黎。

11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明和伎鑑》有當時名人小山雨譚醫師的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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