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愛麗絲
「與其說我『選擇』當警察，專訪者王不如說是活得害需要這份工作吧，」2008年金融海嘯，像個系裡為減輕家中經濟負擔，穿制察面眼見現實選項不多，人作王惀宇便進入免學費、惀宇僚體還有零用金可領的派出警專，畢業後考上警察特考，對人第線的受於派出所服務。也官
初入派出所時，退無王惀宇發現許多實務是可退在學校從沒碰過的，在校所學和現實情況可能大相逕同。專訪者王譬如，活得害「在外勤時安全恐怕不是像個系裡最重要的，績效才是穿制察面吧。」
績效至上的扭曲現實
警察是有績效評比的。
每年、每月、每位警察該開出幾件酒駕取締、交通罰單、各類犯罪案件均有明確數字。數字怎麼訂的？有時按派出所員額乘上倍數、有時則看似科學量化地以「前三年數量平均」，聽來極其弔詭，「難道我們早就預期會發生多少違規或犯罪事件嗎？」
偵辦案件罪名更與警察績效息息相關，辦公然侮辱沒有嘉獎，但以恐嚇罪定調可獲嘉獎；和平解決糾紛船過水無痕，沒有功獎，但若激怒對方、以妨害公務罪進行可就不一樣了。績效至上的不成文規定，讓基層員警疲於奔命，甚至得想方設法增加功獎，免不了有人走上旁門左道。
在某些單位，績效評比甚至影響休假——那本該屬於警察的合法權利。操作人事系統遞出假單前，得先請示長官自己是否有「請假資格」，沒有績效，一切免談，系統中的假單上級當然會批准——那全是績效合格、能遞出的假單。
王惀宇提及，美國明確立法禁止警察為績效執法，正是為了避免績效至上扭曲執法現實。反觀台灣，基層員警仍日復一日，為了毫不合理的數字奔忙。
基層員警的困境
過往，因人力不足，警察工時多為「勤12休8」，出勤十二小時後休八小時，馬上得再面對十二小時的勤務，基層員警的身心俱疲，並非超勤補貼就能緩解的。2019年，警政署宣布警察工時須以每日八小時為原則，最高十小時。2022年末，根據《公務員服務法》新規，警察於辦公日中，必須享有一小時的休息時間。
改革看似正在進行。然而，王惀宇無奈指出，即便修法立意良善，考量現實面卻幾乎無法執行。「警察是二十四小時不停運轉的機制，現有人力不夠、勤務量無法調整的狀況下，我們根本無法照法定工時排班。」現行警察勤務基準每日需十二小時工時，等同八小時外，須另加班四小時才能消化現有工作量。在已需加班的情況下，辦公日若依法硬休一小時，將造成既休息、加班時數又同步上升的荒謬窘境。
基層員警的勤務量為什麼如此繁重？「因為警察最方便，最好用啊。」無論明文規定與否，各種行政任務，都可以丟給警察來做。
王惀宇舉例，曾遇上一一〇勤務指揮中心交辦「交通號誌故障」案件，「難道警察會修紅綠燈嗎？」只要仔細思索，就會發現指派任務的不合理，但上級仍層層交辦至最底端的派出所，而基層員警沒有拒絕的權利，只得到場確認號誌確實故障，因打不通燈箱上的維修電話，便撥打1999專線回報。
1999本是為了方便不清楚該求助於誰的民眾，在接到民眾通報後應分發至專責單位，王惀宇卻在撥打專線後幾天，收到上級再次交辦同一處號誌故障的案件。再次致電1999 ，卻得到「我們會派警察到現場」的回覆，直到他表明警察身份，要求對方致電「真正能修號誌」的交通工程處，才完善解決。
聽來匪夷所思，卻是基層員警的日常，行政機關層層推諉，派出所警察是面對人民的第一線，也成為官僚體系裡退無可退的受害者。
攝影／賴小路，寶瓶文化提供我們都有心理陰影與創傷，卻必須表現得陽剛強健
除了成為包山包海的「人民保母」，員警更因工作性質常接觸重大案件等極端情況，對身心都是極大負擔，「我們或多或少都有心理陰影與創傷，但我們的職場形象卻必須維持陽剛強健。」王惀宇指出，不論是處理街頭鬥毆時被打、被車撞、維持抗議秩序時受傷、在攻堅逮捕行動中受創，警察隔天一律正常出勤。
難道不需心理諮商嗎？有的，警察體系設有「關老師」心理諮商服務，然而，擔任諮商大任的並非專業諮商師，而是指派警官擔任，求助「關老師」者，既可能得不到專業治療，更擔心自己被貼上「有問題」的標籤，這使「關老師」系統使用率長年低迷。
「我們是合法持有武裝的對象，不是更應該照顧好心理健康、避免失控嗎？」王惀宇指出，自 2007到2018年，共有六十四名警察自殺，基層員警的身心狀態極需關照，但每逢憾事發生，「今日公祭，明日忘記」卻一再重蹈覆轍。
推廣警察的啟蒙運動
擔任基層員警已十三年，王惀宇對體制的失望不在話下，但他不願只是一味抱怨，消極坐等事情變好，他主動出擊，即便只有那麼一點可能，也渴望翻轉體制。
從參與警察組工會運動開始，王惀宇接觸自己從不知道的公民意識、勞動尊嚴，「我們讀兩年警專後就開始當警察，所受教育讓我們對外界習以為常的權利認知一無所知，我甚至是到參與社運、看到學運，才知道原來有『公民不服從』這種東西，都說是青年覺醒，我想警察也有不少人因此覺醒吧。」王惀宇深知基層員警多和自己面對相同困境，若說知識是力量，他們連最初的「知」都難以觸及，而反抗與不服從和警察所受訓練更是互相衝突的，從鐵拒馬的一邊站到另一邊，絕非易事。
「我們不能只是等待一個英明的長官來改變一切。」王惀宇指出，體系內長期被動的心態或許這和台灣民眾的民主素養與認知相關，我們對自己的權益認知淡薄，對民主體制的概念彷彿僅剩「我們可以投票」，卻不一定會思考自己能主動做些什麼改變社會。比起期待上對下的恩給式改革，王惀宇希望能盡一己之力，在警察體系內推廣一場啟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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