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葉靜倫
2011年耶誕節前夕，所謂市民身失艋舺公園清潔隊在10度低溫的遊民平安夜，以強力水柱四處對露宿的不過敗街友噴灑驅趕，三、群無四個員警在眾目睽睽下袖手旁觀。歸的功橘紅色的地安塑膠垃圾桶旁、冰冷的安置地板上，幾個瘦小的還成身影倉惶起身，抓起身旁的輔導透明塑膠袋遮擋四面八方的襲擊。
隔天，所謂市民身失當代漂泊協會、遊民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幾個人權團體召開記者會痛批，不過敗時任台北市議員的群無應曉薇隨後在龍山寺前挾著地方勢力反擊，控訴露宿的歸的功萬華遊民隨地大小便、吐檳榔汁、地安影響「市容」。
應曉薇有備而來。兩個月前，她已在議會質詢中毫不掩飾的向當時的公園處處長陳嘉欽承諾：「告訴執行作業的同仁，灑水不能只灑外面，誰往遊民身上灑，就撥獎金！」
衝突隨及延燒至各大媒體和社群網路，引爆台灣社會第一次在街友議題上的激烈辯論。在這之前，《社會救助法》（第17條）剛剛修法，明確規範所有不願意遭強制安置（驅離）的露宿者得以享有基本生存保障、「就地安身」。
也是在同年11月，今日全台街友服務的重要推手、台北市首位遊民外展（街訪）社工楊運生與其繼任者張獻忠，合力推動成立日後極具代表性的新生代街友服務組織「芒草心慈善協會」。
2011年，是台灣無家服務領域風起雲湧的開端。那一年，社工楚怡鈞剛剛加入台北市社會局的「遊民專責小組」（遊專），成為今日萬華社福中心街友服務的關鍵角色。
Photo Credit: 多多益善
把人趕走了，他們要去哪？
法令雖已推進，「就地安身」依然嚴重挑戰台灣社會的「觀感」。時至今日，全台民眾通報電話中，仍舊不斷有人要求將那些睡在街頭的露宿者強行帶去「收容」。
「這很可怕妳知道嗎？」台南社會局社工莫順吉，調任街友業務2年多，從台南火車站周邊到觀光景點遍布的老城區、約莫50位街友都是他的責任。「如果你覺得我們應該有權力強制收容任何『沒有居所』的人，那是不是只要我認為誰居無定所，像那些環島的啊、爬山的啊、露營的啊，都可以按這個邏輯抓進去安置？」
莫順吉對公部門權力界限的敏感度很真實，但身在台灣街友高度集中的台北市中正區（台北車站）和萬華區（艋舺公園、龍山寺周邊、西門町等），楚怡鈞和張獻忠面對的街友人數是莫順吉的10倍，所面臨的民眾反彈與議員質詢強度難以相提並論。
「確實當時的公園狀況是滿糟的，但糟的是秩序，不是街友。」楚怡鈞形容10年前的艋舺公園，各路人等喧嘩聚集，路邊棄物滿地、蟑鼠四竄，清潔隊下午5點下班，5點半垃圾桶便已爆滿，的確讓人卻步。
「慈善團體動不動就發便當，一發300個，攤車到處都是，烤香腸、麵線、賣冰的、逛夜市的，吃不完的東西隨手往旁邊丟，能不髒嗎？」楚怡鈞揮手說：「還有那些賭博的、下象棋的、麻將的、六合彩看明牌的，裡面很多都不是街友。拜託，那隨便一輸就是10幾20萬，他們一輩子都賭不起那些金額啦！」
Photo Credit: 朱剛勇不明究理卻握有選票的居民情緒難以平復，自然讓民代有了施壓的空間，也讓首當其衝的社會局動輒得咎。楚怡鈞不以為然的說：「公園處、民代、議員、里長，大家都不想承認公園就是長期會有街友，都主張過要把迴廊拆掉、把人趕走，卻沒有任何人回答得出來：把人趕走了，他們要去哪？ 」
就地安身是失敗的安置，還是成功的輔導？
千古以來，人類對待異己和無依者的方式就是集中管理，甚或隔離監禁，早年常見的封閉式孤兒院、收容所和精神療養院等歷歷在目。然而即使到了今日、全台各縣市都面臨街友議題，卻沒有一間收容中心真正「住滿」。
台北市唯一公辦公營安置街友的「圓通居」主任潘育奇說：「高壓管理和控制要是有用，早就有成效了。但街上一直都有人，而且一直都沒有減少。」圓通居滿床最多可以收到100床，在今年（2021）10月初採訪時，入住的人數是41人，甚至還不到床位數的一半。即使在疫情之前，常態性安置人數也僅50-60人。
圓通居寬敞開闊的中庭。Photo Credit:葉靜倫
圓通居成立超過半世紀，在去年（2020）9月18日之前，都還直白的叫做「遊民收容中心」。1991年修法後，圓通居的管轄權從台北市警局保安大隊轉移到社會局手上，90年代前強行從街頭「轉移」、監禁流浪者的設施，在30年後的今天有了截然不同的用途，為了社會隔離而訂下的高壓管制措施也已走入歷史。
圓通居內的盥洗台。Photo Credit: 葉靜倫
如今，鐵柵和隔離區成了分隔男女住民、提供女性隱私的金屬圍籬。整個中庭寬敞開闊、天頂可見陽光灑落，幾個住民四散在大圓桌旁看電視，吸菸區有人自行出入聊天，新型的飲水機和大型冰箱隨處可見，無障礙設施連通四處。瘦弱的老先生從外面看醫生回來，可以自行操作門口為了防疫而裝設的數位顯示器。
更重要的是，圓通居是全台少數配有兩名護士、四名社工、四名廚工、一名工友，不僅能供三餐，還有六名生活輔導員24小時輪班、精神科醫師每月駐診兩次，陣容齊全且女性床位占比高達20%的街友庇護中心。
反觀2019年出刊的數十份研究報告，其中訪到許多身在街頭數十載的街友，對「收容中心」的印象幾乎全無好話。
其中，集體生活不得不立下的規範，包括禁酒、禁毒、作息調整、出入登記等，以及人際上的衝突和老舊的設備（例如老弱傷病都爬不上去的上鋪床位）、地理上的限制（例如地處偏遠、工作不便）等，的確都是持續至今、許多人不願入住的關鍵。然而，舊時代的監控與高強度的管制印象，不可否認也深深留在許多老一輩遊民的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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