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夜行之子》郭強生:當你覺得絕不可能垮掉的東西都垮了,我個人的除魅也開始了

  发布时间:2024-05-14 10:06:42   作者:玩站小弟   我要评论
文:孫梓評【附錄】夜行之子的除魅旅程——專訪郭強生午後,城中市場周邊。微暖的陽光照落,行人不急著趕往何處,也許剛悠閒完成一頓午食。我也混身其中,穿越幾間節奏寫意的店家,抵達時,咖啡館內大聲播放流行歌, 。

文:孫梓評

【附錄】夜行之子的專訪之郭除魅旅程——專訪郭強生

午後,城中市場周邊。夜行

微暖的強生陽光照落,行人不急著趕往何處,當覺得絕掉的東西都垮的除也許剛悠閒完成一頓午食。個人我也混身其中,魅也穿越幾間節奏寫意的開始店家,抵達時,專訪之郭咖啡館內大聲播放流行歌,夜行窗外是強生博愛路,不遠處是當覺得絕掉的東西都垮的除一九○八年即落成的公園,再遠一些,個人則是魅也歌頌過也撻伐過領袖的廣場。在此進行訪問,開始似乎是專訪之郭一個再適合不過的地點了——也許待天色稍晚,故事裡的人,便會快我一步掠過剩餘秒數不多的綠燈,繼續他們未了的人生;沒被寫進故事的人,或許是幾個青春的孩子,則漠著臉穿越春天,轉乘捷運或其他。

時間總繼續流動著。

而我靜靜等待,噹一聲,門被推開,一身紳派氣味、西裝筆挺的郭強生,戴著他的凡賽奇眼鏡走來。

從「在美國」到「在台灣」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點過後,上百架航班臨時迫降安克拉治機場,航廈內擠滿上千位旅客,慌亂情狀猶似戰時。旅客的其中一位,是郭強生。原定前一天深夜出發的客機,臨時機械故障,延遲起飛;於是,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就恰恰好遇上了九一一事件。這一段親身經歷亦被他轉用,寫成〈迴光〉一篇。事實上,睽違十三年,郭強生的最新短篇小說集《夜行之子》,正是環繞著九一一揭開序幕。

那是他返台任教職的第二年。當初決定離開,因為漸漸覺得「Something is wrong」。負笈美國多年,取得紐約大學戲劇博士後,郭強生自忖,「我不是來享受美國的進步、物質、制度,而是藉此大量吸收文學、藝術,既然我感到一種不太對的氣氛,真的要繼續待在這邊嗎?」

另外,他也深深認同帕慕克(Orhan Pamuk)所說的,「西方世界雖然很好,但我只能有一個中心,那就是土耳其。」身為創作者,久居異鄉,沒有一處可以真正關心的「地方」,既寂寞又唐突。「人家的中心,你永遠進不去的!我很難理解有些人住在美國,卻又並非過著美國人的生活;關心台灣,卻又沒辦法親自參與。」對他而言,那個中心很重要。

於是,他的人生,從「在美國」變成「在台灣」;從紐約,移轉到花蓮,參與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的創立,「離開台灣十多年,再回到台灣,我發現,好的讀者,比好的作者更被這個市場迫切需要。」

不只是一座巨塔的毀滅

十多年來,郭強生致力教導學生「如何提高閱讀的視野」;發表論文;出版多本散文集,涵括書評與日記;翻譯、撰寫劇本,還製作了兩齣戲……唯有書寫小說一事,步伐漸緩。

「這十年,是一次大盤整。」他說得坦白,但嘴角帶著笑意。「我覺得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是人生中很精采的十年,問題在於,自己有沒有勇氣去修正過往所相信的事?」

什麼是過去相信的事?對於小說的想像?一份對於世界的理解?他久居多年的曼哈頓,一朝傾城,想必不僅是一幢高樓的瓦解,怕也是一個創作者面臨人生板塊的強震。

關於九一一,〈迴光〉裡不無惆悵地寫到,「電視上反覆播映著雙子星大樓於濃煙中如餅乾一樣脆弱崩塌成粉屑的畫面。那不只是一座巨塔的毀滅,對我而言,那是另一個世界的入口從此被封死。」但,警醒伴隨感傷發生,「在看見它一秒鐘前晶石般閃耀在陽光下、一秒鐘後飛灰煙塵的頃刻,咒語破除了,這個世界應該有的規則霎時都回來了,我又回到了真實裡。」

郭強生說,「當一個你覺得絕對不可能垮掉的東西都垮了,我個人的除魅也開始了。」

於是,開始有幾個角色在他心中盤桓:也許是一個專攻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小說的文學博士(他同時是屏東外省老兵之子);也許是一個一心要躋身華爾街上流社會的白領台灣人(他後來和白人同組家庭,還共同撫養人工受孕混血兒);也許是某中餐館的外送小弟(他曾是台灣知名唱片宣傳,只是遇人不淑,最後行蹤成謎),也許是渴望獲得台詞的新進演員(為了演出一齣正式的電影,他跑了好多年龍套)……他們都像遊魂,飄蕩在「後九一一」的新世紀,等待作者「看得夠多、修正得夠多,真正找到一個著力點」,將角色化為有血有肉的人。

對比一九九○年代迄今,台灣政治與社會的除魅化工程,此一層「個人的除魅」,使《夜行之子》一書更顯趣味盎然。

當真實再被啟動,郭強生強調,「小說不是技能與手法的展示,我不願像某些文學作品使用概念式、知識分子語言式的除魅,反而是由普通小人物的故事切入,用他們來反映人生這個大型的迷宮拼圖。」

小說家是為社會而活的

常常,作者藏在故事背後的龐大迂迴,除了拼貼以個人經驗的感悟,必然也與他坐臥行經的斯土,有著高度互動。因為,「小說家個人的生命,跟所有人的生命一樣,其實也無甚出奇,小說家應該是為社會而活的。」

回到台灣,郭強生游走學院與劇場間,入世且熱情。他發現,解嚴後,各族群有其發言空間,卻顯得無所適從。「如果,台灣在剛解嚴時,像一個年輕人,激情吶喊,二十多年過去,現在也該是一個將邁入中年的人了,某方面的心智卻彷彿還一直停留在當年。」

更使他困惑的是,大家拚命想把台灣套進已存在的論述:套進東歐流亡的論述、套進非洲的後殖民論述、英美的後現代論述……問題是,那些是他人走過動盪所濾得的智慧。屬於我們自己的呢?

〈放生〉一篇,就直截觸及了此地的政治現實。兩名男子公園偶遇,藉由交談,從彼此垂老的臉龐中摸出往事的輪廓:三十年前一場民歌演唱會上相遇、熱戀、仳離,曾熱切相信的真理與愛都已凋萎轉,身分甚至幾經變易、翻轉,而附近廣場上抗議聲浪喧騰未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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