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錢德樑（Erica Fox Brindley）｜譯者： 賴芊曄
中國身分認同的古代國建構，伴隨文化迷因、中國中國自治隱喻和文明社會修辭而來，與越越南如同劉禾（Lydia Liu）所言「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人與人的認同中國重塑」，但顯然不僅是身分現代會用包攬一切的族群認同讓多數群體達到一致化，並將真實的想理差異吸收進一個單一、想像的必須多樣性中。在中國，放棄由儒家帶頭塑造的民族身分認同歷史神話，起源可追溯至周代（約公元前400至前222年）；這些神話發展於戰國時期，古代國體現於西漢司馬遷的中國中國自治《史記》，假定存在一個連續且同質的與越越南華、夏、人與人的認同華夏或諸夏的身分人群，可尋根溯源至遠古的想理賢明君主。這些神話不承認他者、異族的群體和身分認同都影響並改變了中國的身分認同，而是將華夏自我以一個單一、宏大的父系來呈現，上溯至歷史想像的深處，那個文化、文明和一切美好事物的開始。
然而，根本不需要特別考究中國的歷史紀錄，就會知道東亞大陸的歷史，絕非一個從最古老時期開始、持續至公元1911年都牢牢控制大半個大陸的龐大帝國故事。在公元前後的兩千年中，且至少到公元6世紀晚期，長江以南的主要政治實體（political reality）都是獨立或半獨立的王國──有些規模龐大且強盛──皆存在於一個由陸路和盤根錯節的河海航路所連接而成的互動領域中。東周時期的楚、吳、越等南方主要國家和文化，西漢時期的閩越、南越，東漢滅亡後的季漢、東吳，建都建康（今南京）的東晉，南朝時期的各個南方政權（劉宋、南齊、南梁、南陳）都曾經是自治王國和割據政權，與其他主要的北方國家分庭抗禮，更別說南海周圍的鄰國了。
Photo Credit：Boris1601050607 CC BY SA 3.0 毋庸置疑，這些南方國家的本土人群與文化深受中國文化遺緒的影響，特別是東晉時期（公元317–420年）大量移民南下之後。但這不代表這些南方的本土人群和移民不會繼續創造並重塑自己的族群、歷史、文化甚至是政治傳統的意識。此外，儘管上述所有政權皆影響了當今中國史的樣貌，但這些政權和人群的大多數領導者──尤其是在最初的時候──顯然並沒有根據各種不同的歷史標籤來斷定自己的身分認同是中國人。在某些情況下，有些南方人確實自認是中國人（特別是如果他們和他們的祖先是北方移民），在此需要留意的可能性是，他們將自己與在北方所對應的人群進行區別，以解釋自己的身分認同；抑或他們在某些方面，同時接受與他們一同生活的其他族群的身分認同。
泛文化、族群和政治層面的中國身分認同，出現在最早的儒家文化表述中，並被之後歷代王朝的成就與功業鞏固；這些王朝統一了大部分的東亞大陸地區，也為統一政權下的書寫傳統制定了單一標準。歷史文獻中確實大量徵引這種中國身分認同，但即便如此，「中國人」的涵義仍持續變化，而且與每個中國人身分認同相連的邊界亦不斷變動。例如，本書不會將中國人稱為「中國人」（Chinese），而會稱為「華夏」，因為這是一個當時用來稱呼自我的通用詞彙。畢竟，「中國人」（Chinese）並非當時稱呼此族群的流行詞彙，而是對「來自中國之人」（a person as coming from the Central States）的政治性稱謂。
中國用來指稱「族群」的詞彙演進史，對考證「越」文化十分重要，因為「越」這個詞彙最終會像許多其他曾與中國大陸綑綁的亞洲身分認同一樣，被納入更大的「中國族」（Chinese ethnicity）之下，被其吸收、置換和轉型。換言之，在中國之中的「越」歷史最終演變成中國南方和沿海的歷史（和越南有所區分），而非越人和越文化的歷史。
伴隨中國南境發生的對異質性（alterity）歷史的大幅抹除，漢化概念逐漸變得至高無上。雖然漢化在東亞歷史上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但事實更為複雜，並非是把所有事物都「中國化」、將所有「非中國」的事物都覆蓋這麼簡單。事實上，即使在古代，文化和族群交流的故事，哪怕最終成為「中國人」或「華夏」的人為簡化標籤，往往也代表著更為複雜的現實。因此，將漢化預設成南方的文化變遷，無法處理「越」在本土認同和整體漢文化的轉型當中，所位處的特殊當地角色。
從越南史學的視角來看，民族國家的概念同樣阻礙了對古越史的認識和理解。正如金利（Liam Kelley）的《被發明的越南神話傳統》所闡明，中古與現代的學者菁英創造出今日越南人所尊崇的神聖越南傳統，而且據稱這些傳統在民間代代相傳。換言之，越南菁英所接受的各種形式的文化和國族認同，發明了越南人的美好願景：完全獨立於北方的大陸（諸）鄰國，並在自己的本土建國神話中生根。古越當然是建國神話的一部分，但由於範圍遍及現在的中國南部和越南北部，使這種國家願景更為複雜且充滿挑戰。因此，要想理解「越」，必須放棄自治民族國家的概念，接受對這種當代邊界一無所知的身分認同歷史。
在公元968年的丁部領（Đinh Bộ Lĩnh）統一之前，大部分的越南由北方的大帝國統治，雖然越南的史料普遍接受此事實，但學術研究的資訊來源若是奠基於國族之上的越南身分認同，通常會毫無理由的從歷史的源頭認定一種核心語言和國族認同。這種國族認同的神話將越南史的根源定在紅河三角洲，並將早期、經考古證實的鐵器時代文化——東山文化與文郎國（Văn Lang）聯繫起來。值得注意的是，文郎國在早期的中國文獻中並未得到證實，直到公元15世紀才首次出現在《大越史記全書》中。因此，除了紅河三角洲在公元前第一千紀已存在複雜的社會和王國這個已知事實以外，幾乎沒有文本證據能證明當時已存在「越南族」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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