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晚清的影像敘事（上）：身為洋務運動領導人，李鴻章對於「洋玩意兒」抱持相對開放的態度

文：張維晏

照片中，關於她們裹著厚實的晚清寬襟大袖長袍，一派標準旗裝，影對於的態度服飾上綴有鮮明精巧的像敘相對繡花兒，盤著被稱作「二把頭」的事上身為代表性旗髻，兩側簪了高調頭花，洋務運動洋玩意兒腳踩高高的領導花盆底鞋（旗鞋）。

愣一看，人李像極了當代清宮劇劇照！鴻章不過，抱持圖中婦女們的開放臉上可沒嬪妃宮女的雍容閒適。她們顯得相當平實、關於接地氣，晚清扳著悄無聲息的影對於的態度疲態與愁容。【圖1】

Photo Credit: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事實上，這些婦女都是滿族基督徒。她們在八國聯軍北平（北京舊稱）受圍困時，從倫敦教會數百個避難據點被帶走。當時教會所屬的學校與教堂皆因戰火毀於祝融。據攝影師本人記敘，她們身處的地點原是一位義和團領袖的老家，後來被教會和無家可歸的難民所佔據。[1]

《戴著典型的頭飾的一群滿族婦女》（A group of Manchu women with typical head-dress at the London Mission, Peking, China），由兩張相同內容，但角度稍微偏移的照片並置而成；照片攝於1900年，時值重大歷史意義的世紀之交。此作由美國攝影師利卡爾頓（James Ricalton, 1844-1929）所拍攝。

利卡爾頓原本是位教師，後來在1891年毅然辭去教職，轉行成為一名專業攝影師、戰地記者，並在1900年左右踏上了中國這塊土地。1899年至1901年間，中國發生了義和團運動，那時，他甫結束在菲律賓群島一整年的行程。

菲律賓當時正試圖藉「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脫離西班牙三百多年來的統治，以訴求獨立，然而美方在擊退西班牙後卻以2000萬美元取得菲律賓主權，受到菲律賓人民強烈反彈，革命軍因而與美軍宣戰，此為「美菲戰爭」（1899-1902）。

人在菲律賓的利卡爾頓身處前線，他在呂宋、班乃島及宿霧拍攝了幾近一千九百多張底片，內容涵蓋了戰爭、生活和產業景觀，是位多產的（戰地）攝影師（記者）。

利卡爾頓留下的大量立體照（stereograph），必須藉光學儀器「立體鏡」（stereoscope）來觀賞。【圖2】透過立體鏡，能使兩張略微差異的圖片在視覺上合併，從而使平面圖像產生3D般立體效果。它們是最早的3D影像先驅。

Photo Credit: 美國國家美術館藏

最初，「立體鏡」是由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博學的科學家及發明家惠斯登爵士（Charles Wheatstone, 1802-1875）在1832年發明，並於1838年首次發表。其論文〈對視覺生理學的貢獻。第一部分。關於雙目視覺的一些顯著且迄今為止未被觀察到的現象〉[2]中，詳細闡述立體鏡的成像原理，並說：

當原本打算由右眼看到的圖形被放置在立體鏡的左側，而原本打算讓左眼看見的圖形被放置在其右側時，會產生一種非常奇特的效果。能見到一個三維圖形，如前述浮雕中所見那樣顯著，但它的形態與圖紙位於適當位置時所看到的形態不同。[3]

就在惠斯登發表其立體鏡研究後，隔年（1839）法國攝影家達蓋爾（Louis Daguerre, 1787-1851）便因發明了「達蓋爾銀版攝影法」（Daguerreotype），並宣告攝影的誕生而為人所知；與此同時，英國攝影先驅塔爾伯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1800-1877）也向皇家學會提出利用光在紙上成像的相關研究。某個程度來說，攝影史搭著光學（Optics）的列車在人類科學文明軌道上疾駛著。

立體鏡與立體照在1850年代左右開始蔚為流行，很快地在19世紀50、60年代形成風潮。【圖3】美國醫生老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1894）就曾在〈立體鏡和立體照〉（The Stereoscope and the Stereograph, 1859）中談到：

立體鏡是一種使表面看起來立體的儀器。所有透視和明暗處理得當的圖片，或多或少都有立體感；但是通過這個工具，這種效果被相當地強化，以至於產生了一種現實的表象，這種表象以其表面的真實性欺騙了感官。[4]

我們正在將立體鏡視為討喜的玩具，並將照片視為一種迷人的新奇事物。……[5]

Photo Credit: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繼19世紀中期一系列西方列強的侵華行動（鴉片戰爭及諸多不平等條約）後，1900年八國聯軍挾雷霆之勢，再次把屹立千年東方古國的尊嚴啃食殆盡。

他們高舉鎮壓義和團之亂的旗幟，張揚地入主帝都。即使各國心懷鬼胎，但卻擁有一致信念──必須讓這個驕傲的帝國臣服於（西方的）文明與理性之下。

隨軍攝影師們充當了戰地記者的角色，「攝影」成為列強炫耀「勝利」、「成就」、「遠征」的直觀紀錄與政治工具。過去，初代赴華西洋攝影師，如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 1832-1909）和約翰・湯姆生（John Thompson, 1837-1921）等，數量與活動範圍都相當有限，同時攝影術剛萌生不久，對於技術與工具的掌握仍有很多阻礙。

到了利卡爾頓，攝影自發展以來已逾一甲子多。隨著更多開港、禁令解除、相機革新，以及歐陸環遊世界風潮方興，各類型「攝影師」來華，他們有的是旅人、有的受雇於軍方或媒體，甚至有些士兵或業餘人士自己也擁有相機。[6]

《皇太后處理外國事務的顧問，總理衙門的成員》（The empress dowager’s counsellors in dealings with the powers – members of the Tsung-li Yamen, Peking, China）【圖4】透過鏡頭無聲地傳遞著清帝國政經局勢的轉變。

圖中官員隸屬總理衙門，前方坐著一位翻譯官。這是一張極具報導性構圖的攝影作，為強調晚清官員服飾的特殊性（頂戴花翎），人物位置編排實際上乃攝影師有意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