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文明的邏輯》緒論：依據「勞動生產力」這把量尺，從秦漢以來的兩千多年裡，中國沒進步過

文：陳志武

【緒論】風險推動的陳志尺從人類文明

人是一種怎樣的混合造物啊！新奇、武文古怪、邏輯勞動力這來的兩千裡中混亂、緒論自相矛盾、依據不可思議！生產他裁斷世上萬物，把量他是秦漢微末的蚯蚓、真理的多年寶庫，灌滿了謬誤和不確定性的國沒過陰溝，宇宙的進步光榮和糟粕。

——帕斯卡（Blaise Pascal），陳志尺從法國哲學家

數萬年前的武文原始人，看到古怪又混亂的邏輯勞動力這來的兩千裡中人類，怎麼也不會想到人類社會某一天會有秩序。緒論可是，我們身處二十一世紀，這一天就在眼前，所體驗和看到的人類社會已井井有條，秩序戰勝混亂，文明戰勝野蠻。疑問可能也在於此：這個文明真實嗎？看到古怪混亂的人類已被和平造化，如今有規有矩、協作互助，這足以證明一代又一代的人類肯定做對了什麼創舉。只是那些「什麼」究竟為何？至今仍充滿爭議、有待回答。

在嘗試評估文明變遷史時，我們需要度量「進步」和「倒退」：什麼情況下文明可被稱為「進步」，何時又「倒退」了？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把評估用的量尺。一旦選好量尺，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進程，也可判斷文明中每一次創新的價值：有的創新創造價值，即「進步」；有的則減少價值，即「倒退」。在現有文獻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慣用的量尺是「生產力」（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產力」，其他指標都不重要。

勞動生產力就是「生產力」的一種：一個人一年勞動下來，能有多少產出、多少收入。一種創舉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產力」、沒有抬高每年「人均產出」，即便能改進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無用之舉、非進步之舉。「唯生產力」準則應用到當今國家，就是「唯GDP」論，成為只追求GDP（國內生產毛額）增速政策的學理基礎；而應用到歷史分析中，在「唯生產力」史觀下，人類發展通常被劃分為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等階段。

本書的目的是要糾正這種傳統史觀和文明觀，也就是除了「生產力」，我們還要增加一把量尺：人類的「風險應對力」（就是「應對風險」的能力），使我們能更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化進程。從本書中我們會看到，文明主要是對兩種挑戰的反應，一是生產力低，另一則是風險應對力差，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風險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劑。

「生產力」這把量尺夠用嗎？

傳統「唯生產力」史觀帶出了一些著名悖論。

加州大學經濟史學者葛瑞里． 克拉克（Gregory Clark） 教授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的第一屆量化歷史講習班上發表：「人類史上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只有工業革命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細節。」此言一出，讓在場老師和同學為之一震。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從西元前十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近三千年裡，全球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沒有變動，其間雖然出現過波動，但並沒改變勞動生產力長久不變的趨勢。

歷史學家安格斯． 麥迪森（Angus Maddison） 教授在《世界經濟千年史》（TheWorld Economy）中對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結論也一致：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兩千年裡，勞動生產力基本不變。克拉克強調，人類在十九世紀前的幾萬年裡， 一直沒能走出「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即使生產力偶爾提升， 致使人口增加， 但人口增加分配所得， 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點；或者，由於自然災害或人為戰爭導致人口減少，在總產出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收入會增加，接下來生育率就會上升，可是人口成長後人均收入再次減少，勞動生產力還是回到原點。

就這樣，人類社會圍繞同一生產力原點，無聊地重複，沒能走出陷阱。直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後，英國、美國、西歐國家率先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生產力持續飆升，而其他國家要麼繼續在馬爾薩斯陷阱中掙扎，要麼就走向持續衰退，西方和世界其他社會之間的大分流開啟（圖一）。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把「唯生產力」 史觀應用到中國， 得出的結論基本一樣：根據麥迪森的估算，漢朝時中國人均收入大約為四五○美元（以一九九○年美元計），到清朝道光時的一八二○年，大約為六○○美元，至十九世紀末期回到五三○美元，一九五○年落回原點，為四三九美元！

也就是說，依據勞動生產力這把量尺，至少從秦漢以來的兩千多年裡，中國沒進步過，甚至還有些許下降。雖然儒家秩序在其間不斷完善鞏固，深深影響中國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沒有對勞動生產力產生實質影響，因此是無用功！至於其間一個時段叫漢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個時段是一年還是兩千年之久，這些細節都沒什麼意義，因為這些朝代不管叫什麼，都沒從根本上改變勞動生產力，不值一提。

當然，這種說法很難讓人接受，尤其是其間儒家文化的推進、宗族的精細化完善、商業市場的擴展，甚至還有科舉考試的普及等，即使這些創新與變遷沒有提升生產力，那只能說明「生產力」不應該是評估人類創舉價值的唯一標準，不是判斷文明進步的唯一準則，因為這些創舉要麼對文明化進程發揮長久作用，要麼還沿襲至今，長久存在必有其合理性。這種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須改變。

以「生產力」研究文明發展史的另一個經典例子，是圍繞人類為什麼放棄狩獵採集的原始生活、選擇定居農耕的問題。以《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獲得美國普立茲獎與英國科普圖書獎的歷史地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一九八七年發表的論文中斷言：「農業是人類史上最嚴重的錯誤，至今我們仍未從這個錯誤中走出來！」為什麼會有如此「狂言」？其邏輯還是在於「生產力」這一度量人類進步的單一量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