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編按：原文〈走不正常的路？陳奕迅的怪異哲學與香港〉，分拆成3篇在本網刊載，陳奕本文為中篇。迅既）
文：海邊欄（末日未接近時成長於香港，孩童現為文化人及寫作人。也狂本希望透過書寫尋找答案，結果卻不似預期，陳奕只能透過無數夾雜着焦慮的迅既問號裏探索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孩童」與Kidult的孩童文化現象
比頹廢更鮮明的，是也狂陳奕迅孩童（甚至可稱為頑童）的形象。我們的社會把孩童視為貪玩、真誠、陳奕情緒波動、迅既做事不合規範的孩童載體。他們的也狂存在是破壞秩序的根源，但也是揭露成人虛偽面具的象徵。多年來，陳奕迅始終貫徹孩童的屬性。1998年，陳奕迅的歌曲中，「讓我渴睡也可嬉戲」（《我的快樂時代》）或「買了球鞋再買玩具」（《黃金時代》）都跟孩童貪玩的特質構成連繫。同一年，陳奕迅憑《我的快樂時代》一碟火速走紅，亦因為走紅，他不合規範的行為舉止頓成為了大眾及傳媒關注的焦點。1999年，陳奕迅於《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及《十大中文金曲》上，與謝霆鋒替正在認真唱歌的郭富城伴舞，跳着怪異的舞步。2000年，他上TVB遊戲節目《宇宙無敵獎門人》時在公眾面前露出屁股。註12001年，有報導更指出他出言批評三大天王的唱片欠吸引力。註2這些舉動違反了社會大眾對成熟／成年歌手的期待，破壞了社會為主體預先寫好的劇本，因而引起爭議，甚至招來猛烈的批評。
Photo Credit: AP/ 達志影像不知是幸運，還是那個時代的歌迷需要一個較調皮的明星，借他違背常規的言行來釋放慾望。外間對陳奕迅的指責，逐漸轉化成一種正面的論述。其他娛樂界前輩、樂壇巨星及傳媒都形容他「違規」的行為是「真性情」、「孩子氣」、「天真」的表現。註3陳奕迅及其製作團隊善用這些特質，將之表現於表演上，令他的表演變成了一種自我的實踐。2000年，陳奕迅加入英皇娛樂的第一首主打歌《打得火熱》談的是主角對性愛的狂熱，內容於當時相當大膽。陳奕迅調皮的演繹，在MV中誇張地扭動屁股及隨意擺動身體，卻淡化了歌曲中所謂「危險」的屬性，令各界受落。同年歌曲《活躍症》（黃偉文詞）中的「繼續嬉戲／痛痛快快地／繼續嬉戲／看我到處飛」正跟表演以外的「真我」行為遙相呼應。2001年，陳奕迅在演唱會《The Easy Ride》直接以「童心」為題，把紅館設計成遊樂場，舞台上有鞦韆、木馬、波波池等。陳奕迅演繹不同類型的歌曲時，就如小孩在遊樂場裏自由地蹦跳亂舞，透過這些表演上的形象經營，陳奕迅的形象逐漸跟孩子氣構成連結。
千禧年初期至中期，Kidult文化於香港興起。Kidult一詞在香港語境裏意指孩童化的成人，他們熱愛童心，渴望在生活上能率性而為。陳奕迅於2004年接受《JET》訪問時曾承認自己是Kidult，面對傳媒追訪時，只是有話直說，不會考慮「什麼（在成人世界中）能說，什麼不能說」。在人生問題上（如他父親的問題），他認為可以用一個「孩童的心態」面對，令嚴重的事情變得沒那麼嚴重。以上訪問反映他拒絕既定框架，意圖轉換心態面對人生及社會問題的處世之道。註4千禧中後期，陳奕迅成家立室，育有一女，而聽陳奕迅的歌長大的八十後逐漸步入職場，體驗到成人社會對他們的規訓，以及背後隱藏的枯燥庸俗，更嚮往一種異於常態的生活。在Kidult成為都市現象下，陳奕迅於舞台上隨心而為的表演、常把玩樂掛在嘴邊的行徑、歌詞中拒絕長大的訊息，都幻化成一種對抗常規的生活方式，剛好滿足了八十後的心靈需要，其孩童化形象在他、樂迷及社會文化三者的互動下得到鞏固。2018年，陳奕迅老調重彈，大碟《L.O.V.E.》中幾首歌曲《蠢》、《破壞王》、《與你常在》繼續傳遞「玩樂」、「摯誠」、「嬉戲」等訊息，但樂迷仍未抗拒。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淘氣調皮的特質為他們開拓了一個區隔現實的空間，讓這班快要邁入壯年或中年的歌迷可暫時忘記複雜的世界，回味童稚的歲月。
Photo Credit: AP/ 達志影像「狂人」與集體的自我分裂
除孩童外，狂人亦是陳奕迅的代表形象之一。「狂」指涉過度、失範的情緒或情感，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行為。我們了解，所謂過度、失範的情緒問題某程度上是社會為了控制偏差，以知識來區分我者與他者的論述。多年來，傳媒樂於報導陳奕迅行為失範的消息，說他「情緒失控」、「患有躁鬱症」、「表演黑面」、「在台上瘋言瘋語」等等。這些重複的論述在在反映媒體喜以衛道者的口吻把陳奕迅定性為狂人，也折射社會對擁有「不正常」情緒或情感的主體持保守的態度。陳奕迅在現實中的失範言行顯然富爭議性，然而，當他以表演及音樂作為幌子，把那些不被外界接納的情緒呈現出來時，他「狂人」的屬性卻出奇地如磁石一樣，吸引着觀眾的注意力。劉紀蕙的研究指出，存在本身是分裂的：人要進入建制，成為主體一員的必要條件是犧牲不符合社會秩序的雜質，當中包括各種不被接納的情緒及情感。註5
陳奕迅的歌曲其中一個重要特色，是經常關注主體那些缺席的、或難以言說的情感。例如《心裏有鬼》（2002）呈現的是被害妄想者的內在經驗；《斯德哥爾摩情人》（2013）談的是愛情關係裏被虐的慾望；《阿士匹靈》（2001）、《送院途中》（2000）跟一般情歌一樣，都是談失戀，然而他沒有記述主角跟情人之事，或從中流露出對情人的深情，而是着眼於自我對感覺的沉溺，借身體症狀隱喻人在情感失落後的精神癱瘓狀態。《美麗有罪》（2000）、《低等動物》（2000，黃偉文詞）都談性慾，前者描述一個把性視為禁忌的社會裏，人對性躍躍欲試卻又充滿罪惡感的心理矛盾；後者揭示人的獸性，「留住你是要為身體着想」，赤裸裸地表現人對性愛的渴望。《我有我愛你》（2002）談的是單戀者被拒絕後，透過批評對方「唔識貨」來防衛自我的心理機制。《打回原形》（2001）描述極度自卑者跟情人熱吻時的自我懷疑。除心理的不正常外，陳奕迅的歌曲呈現出人的病態行為。例如《防不勝防》（2002）中，主角得不到愛，遂展開各種偷窺及跟蹤的舉動；《十面埋伏》（2003）中，「我」因過度想念舊情人，發狂地走遍每個角落，奢望能在寂寞城市裏尋獲她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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