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李怡青（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Take Home Message
- 在理性思考下，選民選前人們可能會產生「不差我這一票」的群打悲想法，使許多選民不參與投票，眾心因此選舉中的理會非理性思考也很重要。
- 造勢活動常能夠激發選民們感性的因素影響有沒有效一面，而候選人到市場與民眾握手、告急拜會等活動時，情牌也能增加他們投票給該候選人的選民選前意願。
- 現代選舉結合網紅行銷，群打悲增加政治人物觸及年輕世代選民的眾心管道，但也會使選舉重點不再是理會傳遞政策或理念，而變成個人包裝、因素影響有沒有效話題製造的告急多寡。
在2016年的情牌美國大選中，當時的選民選前共和黨參選人川普（Donald Trump）擊敗民主黨參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當選美國總統，此結果跌破專家們的眼鏡。在選前的10家民調中，有9家民調公司預測希拉蕊將以1到6個百分點領先川普，只有1家民調預測川普會領先3個百分點。這場選舉的結果不僅象徵以民調預測選舉結果的失準，也顯示了選民的心意莫測難辨。
民主制度需要仰賴選民的「不理性」？
民主制度要能夠有良好的運作，很大一部分需要依靠選民們認真思考候選人條件、熱衷投票，最後選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政治學者們常以理性決策者的角度探討選舉投票行為，不過他們通常也會發現投票行為的「不理性」成分，民主制度的運作甚至需要仰賴某些不理性的想法。
首先，由於每個人只能投一票，而大多數的選舉票數差距都遠遠超過一票，這使得個人投票行為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不大，因此在理性思考下人們可能就會選擇不去投票，造成民主制度運作上的問題。也就是說，選民心中會浮現「不差我這一票」的想法，使得許多選民不去投票，產生投票率低的情況，而這種心態特別容易發生在差距懸殊或選民心中不太重要的選舉中。
舉例來說，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在未合併總統選舉辦理時，投票率低於60％，但與總統選舉合併辦理後的投票率遠高於60％，甚至達70％以上（表一）。不過，以上資料也顯示仍有近60％的民眾排除了理性評估投票代價（如花費的時間）與收穫，僅是基於國民義務或情感因素（如避免後悔、對支持候選人的情義相挺）而投票。
Photo Credit: 科學月刊 不過即使參與投票，選民也不一定能認真思考各個候選人的條件後做出理性判斷。依據理性的觀點，選民會排序議題的重要順序，並選出在重要議題上看法與自己最接近的候選人來代表自己。然而，研究者發現選情的複雜程度、選民的能力與意願、候選人表達的清晰程度，都會影響選民是否能正確判斷候選人在不同議題的立場。
美國學者達拉格（Jon Dalager）過往針對美國參議員選舉的研究發現，在選後兩個月內約有35.4％自稱有參與投票的選民，能正確回憶出至少一個當初該州參議員選舉時曾被討論的議題，另外有38.7％沒辦法回憶出任何與該選舉有關的議題。
換句話說，選民中有對於候選人爭論議題熟知的人，也有對於選舉議題一無所知的人。而這些能正確掌握議題與候選人相關資訊的選民，多半是教育程度高、對政治感興趣、有穩定的政黨認同，且在選舉中與候選人有較多個人接觸的人。
選民對於候選人在不同議題上的立場會有判斷的困難，除了自身對於政治不感興趣、資訊掌握能力較差（如教育程度較低）、缺乏政黨認同等個人因素外，候選人的立場閃避與選舉中的諸多活動同樣會影響選民的判斷。對於較難吸引選民興趣或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候選人常採取不表態或兩邊都討好的態度，讓選民難以辨別候選人的真實立場。
以同性戀權益為例，由於主流社會的看法分歧，因此候選人評估主動表態支持搞不好會失去保守派的選票，而爭取到的同性戀支持者又屬於少數，因此通常不會主動表態。不過當同志群體意識到這點後，多半會在選舉中設計活動要求候選人表態，或是評估候選人政策來讓選民參考。
激發選民的感性，能增加他們的投票意願嗎？
選舉中許多造勢活動能夠激發選民們感性的一面，也降低選民理性判斷的能力。首先，研究上發現當選民與特定候選人有比較個人式的接觸，像是候選人到傳統市場與民眾握手、拜會、參加紅白帖等舉動時，通常會增加選民們投票給該候選人的意願；罐頭式的錄音電話則未能增加選民的投票意願。
由於台灣民眾重視人與人的關聯性，這種個人式的接觸不僅發生在候選人與選民之間，也發生在選民與他的親友之間。筆者過往的研究發現，即使控制了選民對候選人的評估與選前的投票意願，親友對特定候選人的支持度也會影響該位選民最終投的票。透過親友的請託，即使是對某位候選人沒有特別看法的選民，往往也會票投特定候選人以賣給親友們人情；而有些家長也會要求成年子女票投給特定候選人。
另外，在選舉競選晚會上感性的訴求，常會感動與會者將自己的一票投該名候選人。最經典的例子之一，是前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盧修一在政壇發展順利之際卻罹患肺腺癌，他在病程末期仍抱著病體參加蘇貞昌的選前晚會，當著上萬選民面前跪了下來， 懇請鄉親支持蘇貞昌。那一年，蘇貞昌以不到三萬票差距，擊敗台北縣國民黨候選人謝深山。這些選前告急的悲情牌能激發選民的同情心或正義感，常獲得正面結果。
Photo Credit: 中央社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此外，人們也通常會投給自己所支持的政黨派出的候選人，無論他們提出的政見為何。
美國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寇恩（Geoffrey Cohen）以實驗法（experimentation method）操弄政策內容與政治人物的政黨，結果發現相同的政策內容如果是自己認同的政黨政治人物提出，民眾會傾向支持該項政策，但若是由對立政黨的政治人物提出，則不獲支持；顯示選民對於政策的解讀與判斷往往基於政黨傾向，而不是對於政策的客觀理解。
寇恩更發現這種支持自家政治人物的判斷，並不是人們懶得思考或使用捷思法（heuristics）路徑（註1）所致，而是經過仔細思考之後的結果，人們會基於對於自家政黨的理解來正面解釋政策；而會基於對立政黨的理解，反面解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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