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伊恩．克蕭（Ian Kershaw）
知識分子與歐洲的地獄但蘇的威危機
幾乎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知識分子（指各種學科的行政權首要思想家和作家）都密切關注著處於危機中的社會。一次大戰的納粹災難極大加強了社會思想中自十九世紀九○年代起即已出現，認為世界無理性的雖已觀念。社會似乎墮入了瘋狂的滅亡們心目中深淵。許多人認為，聯這文明不堪一擊，個人如履薄冰，脅體現相邪惡隨時可能陷入新的地獄但蘇的威災難。這種感覺甚至促成了二十世紀二○年代的行政權文化榮景。在那個十年中，納粹有短短的雖已幾年時間形勢看來似乎會化險為夷，但當大蕭條這場空前嚴峻的滅亡們心目中資本主義危機增加了法西斯主義對民眾的吸引力的時候，知識分子對文明浩劫即將到來的聯這焦慮開始顯著升級。
造成了這種畸形文明的個人資產階級自由價值觀四面受敵。早在二十世紀二○年代，知識分子就開始認識到他們不能再待在象牙塔裡不食人間煙火。希特勒在德國的勝利確認了這一點。一九三三年五月，德國的新主人把他們視為不可接受的作家的著作付之一炬。那次焚書事件震驚全國，迫使德國文學與藝術界許多最傑出的人移民出走，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
人們普遍認為，文明處於危機之中。知識分子當中堅定支持自由民主的人數屢創新低，大部分人都懷疑現行制度是否能夠透過根本性變革來解決危機，因為他們認為危機恰恰是現行制度的產物。知識分子對資產階級社會感到徹底幻滅，對代表著這個社會的政治制度喪失了信心。他們的反應呈兩極化。最常見的反應是向左轉，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某種變體，然而，也有一些知識分子轉向了法西斯右派。這兩種人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認為必須掃除舊社會，建立新社會，實現社會復興的烏托邦理想。但就如何達到目的，他們的意見大相徑庭。
知識分子很少加入左派的社會民主力量，因為他們認為後者相對溫和，對付不了與之對抗的極端力量，無法真正解決嚴重的危機。（英國基本上沒有出現在歐陸大部分地區肆虐的極端政治，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則就社會民主改革形成了普遍的一致。這些國家相對來說超然於總的潮流之外。）於是，許多人轉向共產主義尋求解方，把蘇聯視為黑暗中的一線光明。他們陷入對當前世界深深的悲觀之中，把對未來的希望寄託在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上。
消滅階級實現人人平等、國際主義、打碎資本主義的鎖鏈―這些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對心懷理想的知識分子有著極大的吸引力。葛蘭西（他在法西斯義大利被判監禁，主要著作是在漫長的鐵窗歲月中寫成的）、德國的塔爾海默（August Thalheimer）、流亡的托洛斯基、奧地利的奧托．鮑爾和匈牙利的盧卡奇（Lukacs Georg）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對資本主義危機做出了精確細緻的分析，與史達林主義正統的僵硬解釋完全不同。
然而，除了這些人以外，兩次大戰之間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充滿熱情，不是因為他們認真研讀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而是因為他們在情感上支持馬克思主義（儘管並不總是支持馬克思主義在蘇聯表現的政治形式），視其為一個自由、正義、平等的社會新秩序的框架。
這樣的人包括法國的巴比斯（Henri Barbusse）、羅蘭（Romain Rolland）、紀德（André Gide）和瑪爾羅（André Malraux），德國的布萊希特和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波蘭的瓦特（Aleksander Wat）和法國籍波蘭人施佩貝爾，匈牙利的庫斯勒（Koestler Arthur），還有英國的史特雷奇（John Strachey）、史彭德（Stephen Spender）、奧登（W.H. Auden）和喬治．歐威爾。
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反法西斯主義。他們認為，共產主義代表著對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這些野蠻納粹主義信條的完全拒絕。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深惡痛絕納粹主義瘋狂攻擊進步價值觀和文化自由，但觸及他們核心底線的是納粹主義踐踏人道主義的理念本質。納粹主義公然鼓吹暴力以對它眼中的政治與種族的敵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它對猶太人的殘酷行徑。許多知識分子因此感到，他們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支持蘇聯共產黨這支最堅定、最激烈的反法西斯力量。
二次大戰結束很久之後，世界知名的歷史學家、傑出的左翼知識分子霍布斯邦解釋說，他青少年時期在柏林目睹了威瑪共和臨死前的痛苦掙扎，因此做出的選擇構成了他畢生對共產主義、對蘇聯的堅定支持的基礎。後來，史達林的嚴重錯誤大白於世，蘇聯於一九五六年入侵了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又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許多知識分子的熱情不再，但霍布斯邦的立場仍然未變。「像我這樣的人其實只有一個選擇，」他回憶過去的時候說，「特別是對一個來到德國時情感上已經左傾的孩子來說，除了共產主義，還能選擇什麼呢？」
史達林治下的蘇聯出現的種種嚴重問題被揭露出來以後，許多知識分子仍然對蘇聯共產主義抱有幻想。有些人被蘇聯關於它正在創造一個燦爛新社會的宣傳所眩惑，不假思索地照單全收。英國工黨的兩位出色領導人西德尼和貝特麗絲．韋伯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在一九三五年出版了《蘇維埃共產主義：一種新文明？》（Soviet Communism:A New civilization?），在書中肉麻地吹捧了史達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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