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元、明、清歷史看「中國」的三重困境

文：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課綱看中研究領域是中的中國重困東亞與中國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解釋「中國」的與東亞史困境：從近世歷史看中國之「內」與「外」】

（前略）

三、元、從元明、明清清：從歷史看「中國」的歷史三重困境

假如中國就這樣，順著這個路數轉變過來，課綱看中可能現在中國就不是中的中國重困這個樣子了，前面一開始我說的與東亞史那些麻煩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可能就不太一樣了。從元可是明清，歷史學家雖然常常愛想「假如歷史怎樣怎樣」，歷史但是課綱看中，歷史學家卻最不能輕易地說「假如歷史怎樣怎樣」。中的中國重困以前，與東亞史我的老朋友，復旦的周振鶴先生很早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假如齊國統一中國」，他想呀，如果不是西邊兒的秦國而是東邊兒的齊國最終掃平六國，混一天下，中國是不是會變個模樣呢？這可不好說。

我今天也是這樣，一開始我說，假如——我說的只是「假如」——宋代歷史一貫而下，沒有後來的蒙元、滿清的領土擴張，也許今天我們對於「民族」、「疆域」、「宗教」、「國家」、「認同」的緊張和焦慮，可能都不一樣了。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設想這個「假如」，因為中國宋代以後的歷史，很有些詭異，它和歐洲不一樣呀。

宋代以後，這個漢民族的國家初具雛形之後，「中國」卻遭遇了巨大變化，這個巨大變化又帶來了更多麻煩，蒙元與滿清，兩次異族統治，造成跨越性的大帝國，中間的明代，又偏偏遇到大航海時代的西潮東來，這樣，從元到明，中國就被拖到一個更大的國際環境中，遭遇到極為特別的三重困境，這使得「中國」作為國家，一直到現在都無法解決「內」與「外」的承認與認同困境，而這些困境又構成現代中國的問題，我認為，這些問題甚至還會延續到未來。

那麼，究竟是哪三重困境呢？

第一重困境，是宋代以後，經歷了蒙元時代，周邊國家（包括日本、朝鮮、安南）陸續出現「自國中心」傾向。在中國不再有漢唐時代的文化吸引力與輻射力以後，它們至少在文化上不再願意依附於中國，也不甘心於在政治上承認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環繞「中國」的狀況。

比如日本。儘管從隋唐以來就已經有了與中國對等的自覺意識，但真正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全面「自國中心意識」，恐怕是從蒙元時代（1274，1281）蒙古、江南、高麗聯軍兩次攻打日本，遭遇所謂「神風」而失敗之後才開始的。

蒙古一方面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把「中國」捲入「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統治和崩潰則刺激了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獨立意識。研究日本史的原勝郎（京都大學教授）、研究中國史的內藤湖南（京都大學教授）認為，「蒙古襲來」或者叫「元寇」（文永之役、弘安之役）的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從此日本便以「神國」自居，有意識地發展自我文化，形成所謂日本型「華夷秩序」，並不服中國中心的「華夷秩序」。

這一觀念在日本南北朝時代（1336-1392）一直延續，在南朝，由於後宇多天皇（1267-1324）、後醍醐天皇（1288-1339）通過復古以求革新，支持新禪宗和理學，北畠親房（1293-1354）撰寫了後世影響極大的《神皇正統記》，提升了日本的政治獨立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對於原本文化來源的中國漸漸不以為然，產生了分庭抗禮的心情。

明朝初年，懷良親王（1329-1383）給明太祖的信中就寫，「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你雖然很強大，但是「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但是你如果來犯，那麼，我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絕不會「跪塗而奉之」。日中之間，對等與對抗的意識已經很強了。儘管經歷了五六十年的南北朝之亂，但是進入室町時代（1338-1573）之後，足利義滿於1392年統一南北，在15世紀初年（建文3年，1401），正好是建文和永樂爭鬥的時候，曾經試圖放低姿態，以稱臣納貢的方式，進入大明的朝貢圈，但是，大多數時候，足利、豐臣、德川三個武家政權，都是不認同中國中心的朝貢體制的。

再比如朝鮮。蒙元帝國曾經統治高麗，但是，正是在蒙元入侵的時候，高麗的民族認同意識卻開始興起，開始構造自己的歷史系譜和歷史象徵，日本有名的朝鮮史學者今西龍寫了一篇《檀君考》，就指出取代箕子的朝鮮始祖神檀君，原本並不是朝鮮民族全體的始祖神話，只是平壤一代有關當地仙人王儉的傳說和那裡祭祀用的薩滿儀式，正是蒙元入侵的危機時候，為了鼓舞、動員、認同，才逐漸變成全民族的始祖神的。

到蒙元解體之後，東亞各國陸續發生變化，李成桂建立的李朝取代高麗，雖然仍然留在大明朝貢圈裡面，顯然在文化上也有著愈來愈強的自立傾向。經過蒙元的統治時期，他們也愈來愈覺得，中國未必總是真理在握，也未必是文化正統，相反，他們覺得，自己的儒學更加純正，所以他們比中國還要嚴厲地推行「崇儒抑佛」政策，也通過國家力量推動社會上的道德倫理嚴厲化，像世宗16年（1434）以後官方頒布《三綱行實圖》，就影響深遠地推行著「忠（臣）孝（子）烈（女）」。

中國對朝鮮不是沒有警惕，明太祖在洪武25年（1392），曾經警告過朝鮮使臣不要搞獨立王國，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日頭那裡起，那裡落，天下只是一個日頭，慢不得日頭」。但是，政治上的俯首承認，並不等於文化上的甘心稱臣，洪武26年（1393），李朝太祖就對左右說，明太祖以為自己「兵甲眾多，政刑嚴峻，遂有天下」，但是他「殺戮過當，元勳碩輔，多不保全」，反而總是來責備我們朝鮮，「誅求無厭」，現在又來加上罪名，要來打我，真像是在恐嚇小孩子。

顯然對大明已經很反感了，只是考慮到大小懸殊，才不得不裝作臣服的樣子，所以別人問他怎麼辦的時候，他就說了一句「吾且卑辭謹事之耳」。實際上，李朝朝鮮不僅政治上自有立場，文化上逐漸也開始了自我中心主義的歷程，有趣的是，他們用來支撐文化自信的，恰恰是中國的朱子之學。

再看另一個周邊國家安南。從蒙元時代起就不認同蒙古王朝，無論是宋代還是元代，都沒有真正征服過它，先是元憲宗蒙哥在宋理宗寶祐5年（1257），征服雲南之後，試圖從安南廣西夾攻南宋，派了兀良合台出征安南，可是失利，只好互相妥協，此後，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年間，陳朝又三次（1282，1284，1287）打敗了蒙元軍隊，到了元成宗時代（1294），只好互相商定，「三年一貢」，但是，實際上「其後難有聘使往來，而冊封之禮，終元不復行」（潘輝注語），安南國王陳日烜曾經自封「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而且還有自己的年號，叫作「紹隆」，與元朝分庭抗禮。

到了大明王朝，其實也是一樣，明朝承認他們「限山隔海，天造地設」，雖然永樂皇帝也曾經想把安南「郡縣化」（有點兒像改土歸流），但是並不成功，特別是1428年黎朝建立，再次打敗明朝軍隊，它的自國中心主義的傾向愈來愈厲害。

一般來說，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一旦統一，自我和自尊的意識就會很強。中國周邊的安南、朝鮮、日本逐漸形成了「自國意識」之後，便在政治上逐漸獨立，在文化上開始與中國分庭抗禮，這就出現了跟漢、唐、宋時代的「東亞」很不一樣的「國際格局」，這使得建立在「天下觀念」與「禮儀秩序」上的中國中心的國際秩序發生改變，也迫使中國逐漸接受這種變化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版圖。——這是來自周邊的第一重挑戰，即蒙元時代以後，中國「周邊」發生了變化。

如果今天的中國仍然沉湎在過去那種「天朝」、「上國」、「朝貢」的想像和意識裡面，它很難處理與它周邊這些國家的關係，可能引起種種有關領土的衝突。

第二重困境，是明代中期西洋人東來之後形成的。1488年葡萄牙人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約1450-1500） 抵達好望角，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在西班牙支持下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0-1524）到達印度，1521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環遊世界，到達菲律賓，揭開了大航海的大幕，也開始了早期全球化的時代。

在明武宗正德11年（1516） 一個葡萄牙人別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lo）隨船來到中國，揭開西洋東進的序幕，大量傳教士來到東亞，帶來了天主教信仰和近代歐洲科學。大明帝國這個重新以漢族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國家，從此被拖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秩序中，中國歷史也被整編進了全球歷史之中，中國文化也面臨著歐洲文明的挑戰。不僅僅是政治領域的「禮儀之爭」，或者信仰世界的「上帝之爭」，以及世俗生活中的拜祖宗問題的爭論，其實，對於「天」和「地」，對於「君」和「臣」，對於「道」和「器」、甚至對於「五行」和「四行（四大）」的理解，都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可是這個「天」一旦變了，「道」是不是要變呢？

這種「早期全球化」的歷史趨勢，在此後愈演愈烈，一直到晚清，西方人以「堅船利炮」打進來，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這使得「天下」逐漸變為「國際」，以前跟中國沒有太多交集關係的、巨大的地理世界、歷史世界和文化世界出現了，那麼，到底誰的制度適應這個時代？誰的價值能夠支配這個世界？誰的秩序能夠統馭這個國際？「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這是中國面臨的第二重困境，那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文化和秩序的挑戰。

如果今天的中國始終固守朝貢體制的心態，總是覺得不願意在思想文化上接受「他者」，那麼，和新的世界秩序、新的價值觀念會發生衝突。

第三重困境，則是大清帝國版圖擴大而逐漸形成的內部問題，這是最最麻煩的事情。前面說到，宋代中國，已經逐漸收縮，但是中國歷史進程一波三折，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國，又把原來在中國中心區域逐漸形成的漢族國家改形移位了。蒙古在中國建立「元帝國」，也把原來宋代收縮的時候劃出去的地方，又收回來了，《元史．地理志》就說到，「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

其中，最明顯的是雲南，宋代已經是「外國」的雲南，蒙元時代又成為中國。正如1934-1936年間，陶雲逵對雲南麼些族進行調查，他撰寫的〈關於麼些之名稱分佈與遷移〉就指出，「唐初迄宋末，雲南土族，在地方上握有實際政權，漢官實等於虛設，一切均是羈縻性質。至元世祖平滇，土族勢力始漸漸消滅。元於開闢雲南功績最大，沒有他這一陣狂風，雲南到現在是否屬於中國，實是個問題」。這話反過來說，就是在元代以後，當地土族勢力的消退，使得這個邊地與異族都納入了大中國。

可是，很多人都注意到，雖然雲南在明朝中國仍然留在中國版圖之內，但是明朝的疆域又回到了本土十五省（見《四夷圖》），那個時候的人承認，「酒泉」就是「中國絕域重地」，「嘉峪關外即非我所有」了。在這個主要是漢族的疆域中，族群與地區問題並不很突出。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樣了：

一，滿清入關之前，天命9年，後金降服蒙古科爾沁部，天聰9年（1635），滅蒙古察哈爾部，成立蒙古八旗；崇德7年（1642），又成立漢軍八旗，應該說，進關之前的後金，已經是滿、蒙、漢的混合帝國了。

順治元年（1644）滿族入關建立大清王朝，康熙22年（1683）施琅為大將軍，收復澎湖、台灣，清帝國占有了全部明朝版圖； 「中國」由明代漢族為主的中國，變成了兼有整個蒙、滿、漢，遠遠超過明朝的大帝國。

二，康熙27年（1688），漠北的喀爾喀蒙古三部（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札薩克汗部），由於準噶爾的入侵而歸降清朝。29年（1690），康熙皇帝親征準噶爾。當時準噶爾占有西部（今新疆、西藏、青海、川南、甘肅西部、內蒙古西北部）。康熙35年（1696），打敗準噶爾，其領袖噶爾丹自殺。從此，整個內外蒙古、青海等地區歸入版圖。

三，最終，在乾隆22年（1757）進入伊犁，24年（1759）清朝軍隊進入喀什噶爾（新疆喀什）和葉爾羌（新疆莎車），最終平定準噶爾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爾，有了新疆（回部），中國更成為合滿、漢、蒙、回為一體的超級大帝國；有人就說，1759年這一年就是中國版圖的最大化年頭。

四，從明朝開始到雍正時代基本實現的「改土歸流」，西南的苗、彝由原來的土司土官治理變成國家控制下的州、府、縣、廳，這時中國變成了滿、蒙、漢、回、苗諸族的共同帝國。

五，西藏地區由於宗教緣故，一直與蒙古關係密切，在元朝就是這樣了（如八思巴為帝師，創蒙古文字），明朝雖然並不能占有西藏，但宗教往來也很多，如宗喀巴由西寧入藏創黃教。近年來，卓鴻澤對明朝皇室中的藏密影響的研究，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清朝有滿洲、蒙古，後來又有回部，所以與西藏的關係就更密。

那個時候，黃教統一了蒙古和西藏，但政治上，卻是蒙古統一了青海西藏，從順治到乾隆，冊封班禪（順治4年即1647年冊封班禪為金剛上師）、達賴（順治9年即1652年達賴赴北京朝見，受冊封），雍正6年（1728），清朝在西藏設置「駐藏辦事大臣衙門」。為了班禪、達賴的覲見，清朝在承德建立藏密寺院（仿照扎布倫寺建外八廟）。到了乾隆57年（1792），打敗廓爾喀（尼泊爾）入侵，大清朝廷制定《藏內善後章程》，派福康安到西藏，確定金瓶掣籤制度，中國更成為「五族（滿蒙回藏漢）」或者「六族（滿蒙回藏漢苗）」的國家。

嘉慶25年（1820），清朝重修《一統志》，當時的大清帝國，已經包括了27 個區域，除了原來所謂內地十八省之外，還包括盛京三將軍（盛京即奉天將軍、吉林﹝初為寧古塔﹞將軍、黑龍江將軍）、蒙、藏、準、回等，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簡單的民族（漢）和國家（中國）重疊。

雖然一個東到庫頁島，西到新疆疏勒，北到烏梁海和外興安嶺，南至海南島這樣一個龐大帝國很值得自豪，可是，隨之產生的內部認同問題卻很嚴重，在清代後期，也曾經試圖改變原本的政策，強化統一國家，如1880年代新疆建省，1900年禁止滿洲移民東三省，1907年建立東三省，甚至探索過西藏是否可以建省，也曾派員巡視各省。光緒年間也提出要實行新政，建立「主權國家」，但是，龐大的統一國家、多元的民族文化和複雜的認同問題，卻同時延續下來。

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中國改為共和國制國家，雖然革命派像章太炎、孫中山、陳天華等等一開始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種民族革命的口號來動員民眾，但是，這個原本以「排滿」恢復漢族政權開始的革命，最後卻因為誰也不能承擔「分割國土」的罪名，不得不妥協並接受保守派如梁啟超、康有為等關於國族的主張，承認清帝「遜位詔書」中希冀的「五族共和」。

但是，接受了大清帝國遺產的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樣繼承了大清帝國隱含的龐雜的族群與地區問題，即滿蒙漢回藏苗怎樣才能有一個國家的共識和文化的認同。——這構成了「中國」的第三重困境，即如何處理內部各個族群對於國家認同的困境。

如果中國始終不自覺地以漢族為中心，則無法處理內部的族群問題，更何況很多族群問題，既涉及宗教信仰，又涉及域外民族。

前些年，許倬雲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余英時講座」上演講，後來出版了一本書，叫作《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非常精彩也非常清晰，他說到，宋代已經是「列國體制下的中國」。不過，宋代以後的中國，這個「我」和「他」、「內」和「外」實在是很難區分，彼此糾纏，弄出很多很多的麻煩來。

由於現代中國繼承的是蒙元以來逐漸變動的周邊關係、明代以來的國際環境，清朝最後達成的內部複雜的民族國家，所以，我在2011年出版的《宅茲中國》一書裡強調，「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如果中國仍然停留在天朝想像中，那麼，它仍將面臨內部、周邊、外部的三重複雜的歷史問題。

就這個意義，「中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它又像傳統帝國，又像現代國家，歐洲的近代的「民族國家」概念，可能在中國並不太適用，而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家」，它的現實困境，又需要從歷史中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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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國家社會、人群交流到邁向現代的歷程》，台灣商務出版

作者：葛兆光、馬場公彥、王明珂、梁其姿、林冠群、陳國棟、呂實強、陳豐祥、王汎森、張玉法、呂芳上、藍適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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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台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