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陶濤（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論生清華大學哲學博士，命之麼人劍橋大學訪問學者）
導讀
在蘇格拉底（Socrates）逝世後的短暫導讀一個世紀左右， 也就是晚期味西元前四世紀末至三世紀初，季蒂昂的斯多所有生芝諾（Zeno of Citium）在雅典城邦創立了一個新的學派。最初，噶學他的派更追隨者們被稱為「芝諾學派」（Zenonians），但由於芝諾經常在雅典公民廣場西北角的容易人都「畫廊」（Stoa Poikile）散步、講學，眾所中體他們後來就被稱為「畫廊處的接受幾乎人」（Men from Stoa），學派也因此被稱作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論生「斯多噶學派」或「廊下派」（Stoics）。
該學派歷史悠久，命之麼人至少長達三個世紀。短暫導讀通常認為，晚期味該學派的斯多所有生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主要指學派創立到西元前二世紀晚期，代表人物有芝諾、克里安西斯（Cleanthes）與克利西波斯（Chrysippus）；中期，主要指希臘化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內修斯（Panaetius）與他的學生波希多尼（Posidonius）。在這段時期，學派的研究中心逐漸從雅典轉移到其他城市，如：羅馬；晚期，主要指羅馬帝國時期，代表人物有元老院議員塞內卡、奴隸愛比克泰德（Epictetus）與皇帝馬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
但實際上，斯多噶學派的理論影響要更加久遠，我們在中世紀經院哲學、蘇格蘭情感主義、史賓諾沙（Baruch Spinoza）、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帕斯卡（Blaise Pascal）、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的理論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斯多噶思想的遺產。時至今日，在美國著名古典學家、政治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等人那裡，我們依然能看到斯多噶學派寶貴的思想財富。
就這三個階段而言，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們之間的融貫性與相似性；但與此同時，他們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鮮明的。早期斯多噶主義者依然受到蘇格拉底的影響很深，尤其受到小蘇格拉底學派中的犬儒主義（Cynicism）影響很深，他們的主要論敵是伊比鳩魯學派（Epicureanism）。因而，他們討論問題的概念、方式與關切點依然與整個古希臘哲學十分密切。
而中期的斯多噶主義則體現出了一種折衷主義，他們主要透過吸納柏拉圖主義（Platonism）、亞里斯多德主義（Aristotelianism）等學派的哲學內容，以應對懷疑論的威脅。最後，晚期斯多噶主義的最大特色則是他們逐漸拋棄了希臘哲學式的研究方式，而是傾向於直接利用早期斯多噶學派的哲學術語進行道德勸誡。換言之，按照今天的視角來看，他們更像是勸人向善的道德家，而非從事理論研究的哲學家。
正是由於晚期斯多噶學派的這個特點，他們的作品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幾乎所有人，在不需要任何哲學背景的前提下，都能從他們的作品那裡體味什麼是人生，以及我們該如何生活。此外，晚期斯多噶主義相對更加流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文獻問題。由於早期斯多噶學派的原著留存下來的很少，而且大多是一些殘篇。我們便只能透過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等人的轉引或論述去瞭解他們，這就為我們的研究增添了很多困難與不確定性。相較而言，晚期斯多噶主義者的著作則相對完整地保存下來。
其中，本書的作者小盧修斯．阿內烏斯．塞內卡（Lucius Annaeus Seneca，西元前一年到西元六五年）就是一位多產的作家，甚至可以說是斯多噶學派中最多產的一位。他留下了許多作品，尤為著名的便是他的《道德書簡》（Epistles），也就是本書的母體。他本人曾被稱為小塞內卡，這是因為他的父親是羅馬元老院的議員，享有很高的聲譽。小塞內卡是尼祿年輕時候的導師與顧問，但他卻沒有得到尼祿的青睞。最終，他為了逃避尼祿的憤怒而選擇了自殺。顯然，這種失敗的輔佐經歷並不影響他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之一。
本書則選擇了塞內卡在今天依然非常流行的五篇信箋與文章，分別是：〈論生命之短暫〉、〈論心靈之安寧〉、〈論天意〉、〈論閒暇〉和〈論幸福生活〉。它們經常出現在各種摘編本裡，並且每篇都有多個譯本。
〈論生命之短暫〉（De Brevitate Vitae）想要告訴我們，與其抱怨生命太短，不如學會珍惜時間。因為只有庸人們才會放縱欲望，才會為了財富、權力等外在善一生處心竭慮。他們浪費時間且不自知，到頭來卻還要抱怨時間不夠。相反，只有熱愛智慧的人，「只有潛心鑽研哲學的人，才是真正悠閒自在、真正活過的人」。
有學者認為，〈論心靈之安寧〉（De Tranquilitate Animi）在塞內卡的著作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只有它真實地體現了塞內卡與塞雷努斯（Serenus）兩人之間的交流。這篇文章同樣說明了心靈之困擾主要源於我們對外在事物的執著。於是，他建議我們要實現靜心，要在履行自己政治義務的同時，熱衷於智慧與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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