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與伊斯蘭中國》導讀：超越族群認知的藩離、尋求文化理解的歸屬

文：張中復（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前系主任）

【導讀】超越族群認知的蒙古藩離、尋求文化理解的與伊歸屬

當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很習慣用全球化的概念來做為形塑世界觀的起點時，很少有人注意到，斯蘭在歐洲大航海時代來臨前，中國族群似乎也只有中世紀時伊斯蘭與蒙古的導讀的藩擴張形成過區域性的全球化現象。而這兩個在大部分漢人眼中帶有異質性的認知文明要素，卻與中國多樣的離尋文化與族群板塊產生了深邃的結合。

可惜的求文是，傳統中國史學的化理正史觀往往對這種結合的意義視而不見。即使已窺見浮在水面上的歸屬冰山一角之下仍有那深不可測的實體，但被儒家華夷之辨浸入骨髓的蒙古優勢中心文化意識，以及深受近代國族主義的與伊思想衝擊下，反覆形塑成為不可動搖的斯蘭多民族統一國家觀。

這自然就將蒙古與伊斯蘭這類具有歷史實體意涵、中國族群但卻「非我族類」的導讀的藩元素，在傳統中國論述中被分流、窄化與邊陲化。更重要的是，這種理所當然的偏頗，在政治與學術互為表裡的現代國史再造過程中被賦予了正當性。而網路信息和話語的氾濫，更讓這種文化的傲慢與偏見彷彿找到了「民意」所代表的社會基礎。

當中國傳統史學觀無法尋繹出對蒙古與伊斯蘭在中國的豐富內涵和正面表述，以符合當代多元性思維時，參考西方史學與日本東洋史學的觀點，便有其一定的意義。雖然橘越淮為枳，但理論對話的實質功能往往勝過直接套用下的不足。無論是引發爭議的美國新清史，還是日本的北亞史論述，都能讓原本侷促於傳統中國史學角落中的近代蒙古與伊斯蘭，找到它們與中國互動過程中，共享文明區位與深化其影響力的中心點。

換句話說，這種當代學思視野的多樣性，有助於將過去漢語世界裡被窄化和平面化的蒙古與中國伊斯蘭觀點，展現出更多豐富的內涵，並進而提升為具有多重載體意義下的整體性思維。也唯有如此，無論是偏重文獻研究的歷史學，還是民族誌導向下的人類學視野，方能顯現出更為深刻的社會反思與人文關懷。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楊海英教授這本《蒙古與伊斯蘭中國》漢語譯本在台灣問世，正是展現這類反思與關懷的一個難得契機。

作為一位長年旅日並關注蒙古議題的蒙古人類學者，楊教授一直都為詮釋蒙古人的文明主體性、並擺脫各種歷史附屬觀的研究視角而努力不懈。日本嚴謹的學術訓練與拓展出的另類視野，讓他重新反思自己過去被國族體制形塑出的少數民族身分，以及為了形塑這種身分與認同意識而對歷史的刻意隱匿。而這種隱匿及其無所不在的「正確性」，正是當權者為打壓、迫害蒙古菁英階層後所進行的善後鋪墊。

他很清楚，大多數漢人都認為少數民族就是一種歷史宿命論的結果，而從未意識到一個民族實體天生就該被歸類為少數命格的謬誤。也因為是被多數主體的漢族對照出的少數「事實」，因此少數民族即使被冠以自治的名分，仍很難跳脫出國家集權主義體制炮製出的那種看似「正常」的附屬性、異質性與文化落後性。

然而，面對過去被隱匿的民族苦難與被降格的歷史認知，是不能僅靠所謂客觀的學院知識，用補綴式的資料填充就能還原或提升的。本質上這先要從梳理蒙古人歷史記憶的主體性，來作為一個必要的起點。嚴格說來，重現蒙古人歷史記憶的主體性、以及對其歷史遺緒的再理解，必須從世界史的寬廣視野出發，更縝密地從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同文明體中爬梳出蒙古因素所應具備的地位與影響力。

傳統中國史所側重的朝代嬗遞觀，對理解文明的延續事實上是一種割裂，彷彿蒙元對中國史的意義只是一個停格在中古世紀的一個斷代。而很少有人真正意識到，從十三世紀以降至今的八百多年來，蒙古及其遺緒在形塑歐亞大陸的不同文明時所具有的影響力，其依然保存著豐富與多樣的發展軌跡，並在當代持續展現其特有的樣貌。其中較有意義的面向之一，就是中國伊斯蘭中的蒙古因素。

以宏觀的歷史格局來說，例如十三世紀蒙元統治中國時，將大量中亞與西亞的穆斯林，以色目人的身分安置於華夏社會的核心地區，這對日後形成所謂的漢語穆斯林或回族有著關鍵性的意義。又如十八世紀中葉，乾隆對衛拉特蒙古（西蒙古）中最強大的準噶爾汗國發動毀滅性的戰爭後，乘勢將位於天山南路、形式上屬於東察合台汗國後裔統治的中亞穆斯林區域納入到清朝的勢力範圍中。這個歷史轉折，讓兩百多年來中國伊斯蘭的板塊裡，出現了明顯的新疆突厥系穆斯林這個特殊的元素。

然而，楊教授在面對中國伊斯蘭中的蒙古因素這個資料浩繁、視野獨特的主題時，卻不採取傳統大歷史書寫的格局，反而以另類且寓意深遠的脈絡來加以鋪陳。在本書一開始，就提及張承志這位當代知名的回族作家。這是因為張先生的出身背景與早期身為內蒙古「插隊知青」而結下的蒙古情緣，以及之後重新認同穆斯林身分下所展現的創作動力和文化情懷，正好為蒙古與伊斯蘭中國的論述提供了可貴的連結張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張承志醞釀出他特有的蒙古情懷時，還只是一個被賦予回族身分標籤的年輕人，這個情懷甚至讓他曾立志成為一個專業的蒙古學學者。然而，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新疆初次接觸到伊斯蘭蘇非主義教團哲合忍耶時，他才明瞭：堅實的信仰與誠實面對歷史所帶來的族、教意識，乃是作為一個人源於心靈深處最起碼的尊嚴。而堅持這種尊嚴，正是擺脫以往那種被建構成看似主體、但實質上是徹底附屬與制約化的「民族身分」的有力啟動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