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李弘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從台灣去美國讀歷史的紀念學生當中，我想我是史景師從受的溯到衰亡史第一個上史先生（Jonathan Dermot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5日）課的遷老學生。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說我是不給筆法史先生的學生，因為不只是答案但提帝國我修過他兩門課，他也是供深我三個博士論文的考試委員之一，在博士論文上面，刻感可上他也簽的羅馬有名字，是紀念芮沃壽（Arthur F. Wright）老師之後的第二位。
不過我學的史景師從受的溯到衰亡史主要是中國傳統歷史，因此我受益於他的遷老當然不如芮先生。芮先生專攻的不給筆法是中國佛教史，而廣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答案但提帝國他最核心的供深興趣雖然是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但他對中國的刻感可上史學，以及中國近代化的困境也都有深刻的關心。
他認為中國文化難以接受現代價值，其主要原因是儒家思想作祟。另外，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它的獨特性，與西方追求科學理性的特色不同。因此問中國文化何以沒有發展出科學，這乃是一個錯誤的提法。中國文化有它不同於西方的地方，不能強要中國接受西方的價值。
許多人現在都知道史景遷先生是芮沃壽的太太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學生。芮瑪麗最重要的著作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抗爭》（T‘ung-chih Restoration：The Last Stand of the Chinese Conservatism）。這本書站在人類眾文明都在追求近代化的立場上，來批判儒家的價值觀。論點與芮先生相同。
1970年即受教於史景遷
1969年我到了耶魯大學。那一年史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所以我是到了第二年才上他的課。但是我在第一年上芮先生的課時，芮先生所指定的第一堂課的幾本書就包括了史先生所寫的《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這本書最重要的訊息是中國有中國的關心和命運，西方顧問們常常提出不合適中國國情的意見，往往反而造成對中國的傷害。這一點正好與兩位芮教授的看法先後輝映。他並沒有違逆老師們的看法。
另外，他的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á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則充分反映了幫忙指導他的房兆楹先生的史學方法。其後，他的著作不再以賡續這兩本書的方法而有名。
史先生從普林斯頓回耶魯大學不到1年，芮瑪麗就去世，從此他就挑起了指導芮瑪麗所留下來的博士學生的重任，人數多達五、六個人（或許還更多）。這些學生們後來也都成了美國近代史學界的重鎮，不過他自己還是筆耕不斷。
同時，他專有的研究和寫作的風格就開始展露。這個在1973年他出版的《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is）上面表現無遺。我認為他的風格就是：「描繪歷史影像，不論歷史哲學。」
史景遷不給答案，但提供深刻感受
雖然史景遷的寫作常常圍繞在中西文明的對遇和交流上面，但是他並沒有提出什麽特別的理論。
如果他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的結論是中國人在過去400多年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追尋現代價值的歷史，那麽或許他的「大歷史」應該就是中國人在過去400年當中追求現代化歷程的甘甜酸辣：追求的特色或策略在哪裡？思想上的討論如何發展？為什麽失敗？等等。但是讀完整本書，你不會找到他對這些問題的具體答案。
但是整本書卻能吸引著讀者，讓人們愛不釋手，而且在通讀全書之後，覺得自己能對中國是如何展開這個「找尋」的過程有所領悟。
這就像許多學者們對吉朋（Edward Gibbon）所説的一樣：你讀了《羅馬帝國衰亡史》之後，不會看到吉朋對羅馬衰亡的原因的回答，但是你讀完了他的書之後，你會對羅馬的衰亡有切身的感受，有絕對深刻的瞭解，和掩卷不能自已的嘆息。同為英國人的史先生，應該受過吉朋的影響吧。
Photo Credit: Joshua Reynolds @ public domain 史景遷文風可上溯到吉朋
史景遷的文筆是許多人所稱頌不已的。但是他同時是一個史學家。然而，很少看到中國人想到應該拿他和吉朋作比較。我不是説史先生的成就已經可以與吉朋相比，因為時間上，史先生還得再等一陣子才能讓我們真正衡量出他的貢獻和影響。但是就表現方式上來説，那麽他們兩個人都反映出英國史家那種，用美好的文字來敘述一個精彩歷史故事的特色和堅持。
史先生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已經是劍橋大學最有名的格蘭溚（Granta；劍河［Cam River］的中古名，現在是它的支流）文學雜誌的共同主編。這個雜誌在東亞文學界不很有名，但是它的成立及出版已經超過100多年，以劍橋學生為主體（1994年以後已經不再只由劍橋學生主編），成績輝煌，影響不容忽視。
它曾經出版過23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也就是説很多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樂意在格蘭溚出版他們的東西。2007年，格蘭溚的編者這樣形容它：「我們的雜誌糅合了記憶與影像的報導技巧，鼓吹當代寫實小説的手法，它緊緊地貼在玻璃窗上，竭力把世界描繪出來。」我覺得這裡的話完全代表了英國的敘述傳統，也貼切地反映了史先生的歷史寫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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