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
「戰爭局面的政世主方戰爭發展未必有利於日本」：全面戰爭等於全面邁向均等
日本曾經是世界上分配不均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九三八年，紀出日本的現兩「前百分之一」在所有據報的所得收入（在課稅和補助之前）中，便占了百分之十九．九。個能夠帶在其後的來均七年，他們的式全占比下降了三分之二，一直減少至百分之六．四。面動有一半以上的其中減少發生在高所得群體中前十分之一最富有的人之間：他們的所得占比在同一段時間從百分之九．二驟降至百分之一．九，幾乎減少了五分之四。政世主方戰爭
即使這些所得分配的轉變如此急遽而重大，但是現兩和菁英財富的消失比起來，仍然只是個能夠帶小巫見大巫，菁英的來均財富以更驚人的速度在流失。以公布的式全實質價值來看，一九三六和一九四五年之間，面動日本最高額的前百分之一資產的價值下跌了百分之九十，而於一九三六和一九四五年之間，更是下跌了幾乎百分之九十七。所有資產的前百分之○．一又損失得更多了——分別是百分之九十三和超過百分之九十八。以實際價值來看，在一九四九年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或謂萬分之一）的家庭財產總值如果回到一九三六年，只能夠排進前百分之五。財產縮減得如此嚴重，以前稱得上富裕的人現在大概只有一小部分還能夠無愧於這個稱號。
由於數據並不連續，所以要精確地追蹤日本的整體分配不均的下降趨勢，便顯得益發困難：不過，既然全國的所得吉尼係數於一九三○年代晚期介於○．四五至○．六五之間，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則降到大約○．三，下降的趨勢應該是很清楚的，也讓我們看到高所得群體的所得和財富的占比的確在下降，於是也強化了正在大幅趨向均等的印象。
從菁英的所得來說，日本從原本的社會（「前百分之一」居於高水位線——社會的所得分配不均就和美國於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前夕一樣大）轉變成一個類似今天丹麥的社會（以高所得的占比來說，那是今天世界上發展得最均等的國家）。菁英的財富大部分都被摧毀了：只有列寧、毛澤東或是（赤柬的最高領導人）波布（Pol Pot）還能夠進行一些更徹底的工作（可參見本書第七章）。
不過日本並沒有真正達到「像丹麥一樣」的理想狀態，也沒有被亂搞一通的共產黨接管。日本所做的事是參加——或者（根據某些人的定義，是）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先是試著確立對中國的控制，然後再建立日本的殖民帝國，西起緬甸，東到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群島的環礁，再從北極圈以北的阿留申群島（Aleutians）到赤道以南的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在權力的高峰期，日本能夠掌控的人口大約就和當時的大英帝國一樣多——接近五億人口，或是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
為了支撐這場豪奢的大冒險，日本軍隊的規模擴大到二十倍以上，於一九三○年代中期還只是二十五萬人的軍隊，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天時，已經超過了五百萬人，不分年齡，每七個日本男性中就有一名軍人。軍備的生產也以同樣的規模不斷擴張。到了戰爭末期，已經有大約兩百五十萬日本軍人死亡。在戰事的最後九個月，美國的轟炸機對日本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破壞，殺害了幾乎七十萬名平民百姓。最讓人覺得戰慄的是兩枚原子彈，但那也只不過是為經年的辛勞、苦難和破壞畫下了句點。由於全面動員的戰爭最後以全面戰敗告終，因此日本受到數十萬美國軍隊的占領，並且必須接受有侵略性的制度改革，以斬斷其在未來又興起帝國野心的可能性。
這些戲劇性的發展不只提供了環境，醞釀出異常的均等：它們本身就是造成這個過程的唯一原因。全面戰爭將分配不均縮小到一個前所未見的程度。學者最近也確實證明了這個結果絕對不只限於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其他主要參戰國都經歷了類似的轉變（雖然可能沒有那麼極端）。還有幾個鄰近的旁觀國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紀出現了兩個能夠帶來均等的主要方式，全面動員的戰爭是其中之一。「帶來劇變的─共產黨─革命」則是另一個：不過因為這些革命還是由世界大戰驅動的，所以全面戰爭依然是唯一的根本起因。如果回到我用「四騎士」所做的比喻，戰爭和革命就像是雙胞胎，總是相伴而生。
日本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由戰爭帶來均等的標準範例。在下文中，我會詳細描述這個國家在戰時和占領期間的經驗，我也會試著找出有哪幾個不同的因素使得財富遭到摧毀，還大大縮小了所得分布的差異。接著，我會針對與兩次世界大戰有關的均等過程，提供一個比較系統性的全球性評估（包括短程和中程），其中會簡短考量個別國家的經驗、戰爭對後續政策制定的影響，以及主要的副效應（例如工會化和民主化）。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會探討全面動員的戰爭帶來的均等後果可以往回追溯多久，以及在歷史上更常見到的其他類型的戰爭有什麼影響，最後則是內戰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在人類的歷史中，戰爭的暴力會用各種方式對不平等造成影響：只有形式最廣泛的軍事活動才能夠縮小貧富之間的分配不均。
一八五○年代晚期日本向世界開放門戶之後，貧富的分配不均也日益擴大。這和之前的情況有天壤之別。幕府末年的各地數據顯示，個人的所得分配不均和貧窮程度（以現代的國際標準來看）相對而言是比較低的。工資的分配不均在德川時代並沒有擴大的跡象：相反的，還有證據顯示從城市的工資來看，技術溢酬從十六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中期逐漸減少。如果這是真的，代表工人之間的所得分配不均在下降。菁英和平民之間的分配不均可能也在縮小。雖然在這段時期的較後期階段，剩餘物日漸增加，但是在競爭掌控權的過程中，地方上的藩主卻發現他們處在不利的地位：他們受制於固定的農業稅率，註定會輸給商人和農民。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因為國際貿易的數量大大減少，於是菁英更無法從商業活動中獲得收益，這也一樣有助於遏制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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