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衣若蘭
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
過往研究者通常引用報刊雜誌文章或著作作為婦女史研究的從列史料，從中挖掘近代中國婦女的女傳女史處境與意識形態，而筆者本書則是到婦代座地從探討近代中國婦女史如何編寫而成、史觀為何，時代及其與時代環境之間的婦女關係，嘗試拉出「婦女史學史」的群體脈絡。
從本書所選的被置標上案例，我們可以看見婦女史書寫在傳統與現代史學之間的於時多元操作、變化與延續，面目模糊以及作者採用之史源、黑暗方法、光明論述之爭競。從列然而這樣的女傳女史發展並非單一直線式的，而是到婦代座地從曲折反覆，你來我往，時代跟編著者的個別選擇與撰述主旨，以及時代社會風潮均密切相關。
1913年出版的《神州女子新史》是首部運用晚清從日本傳來的西式章節體，以及歷史分期的方式來撰述的中國婦女史，為晚清傳統史學到現代史學的過渡。
徐天嘯在專制王朝與共和體制的轉折之際，呼籲20世紀的女性奮起，書中顯露其面對西方帝國主義與反滿的情緒，他將女子啟蒙放在建設新的國族概念中，希望喚起當時婦女如歷史上的女傑投入保衛家國。作者對神州的「想像」、對「女子」的期望，成就了這部以章節為骨架，卻類似紀事本末體與女性傳記的「新史」。
而1914年北京清史館開始修纂《清史稿》，修史人員選擇用傳統紀傳體方式來編寫，至1928年付梓。筆者由史學編纂的長時段縱軸歷程與橫軸書寫風氣習慣綜合探究，發現《清史稿・列女傳》中母儀書寫的特殊性，與清代旌表婦女制度的階級與婦德範圍放寬、晚清民初主張賢妻良母的風氣，以及史館徵引的方志女性傳記中多有母儀類型相關。
從《清史稿》可見所謂的「列女傳」舊史體例，不僅是相對於「新史」的一種「陳腐」表現，而是有其史學的根源與中國史傳寫作對格式、標準堅持的史法，以及官方修史的體例考量。
在「新時代」選擇「舊體例」來寫作婦女史，《清史稿》實難以擺脫中國千年來的敘史模式，但若細讀文本與長時段比較，在「列女傳」這樣的女性生命史合集中，我們仍可發現清代與民初史家，相對於明清多數學者對貞節烈女的關注，轉而對婦女在家庭倫理角色的重視。
再者，從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我們得以一窺近代「中國婦女史」專著寫作的成形。該書除了源自陳東原自身對女子教育的關注，也是1920年代學術與婦女解放風潮下交織而成的作品，尤以胡適、陳獨秀與國民黨婦女運動對他的啟發。
《中國婦女生活史》從過往女性史著以肯定中華婦女優良美德為主調，著重女性史書寫的婦德閨範教化功能，到晚清時期革命話語下強調巾幗英雄的女權史，轉變為「反傳統」、解放婦女的「五四話語」。而這種史觀被稱為「五四史觀」，但基本上並非五四時期初始即有的想法，而是1920年代末期回顧「五四」，進而建構出時人對「傳統」的見解。
「五四史觀」這個詞彙在1990年代後，為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修辭，成為近30年來研究者反思婦女史知識論之標的。但從史學史的發展來重讀《中國婦女生活史》，我們會發現民初婦女史寫作，從帝王朝代為中心到國族話語與社會問題的「現代轉型」。
「現代性」是近代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關心的課題，然而呈現在婦女史書寫方面為何？如果中國史學的「現代性」指的是：進化史觀、國族敘事與科學主義，則在本書所選的這些著作中部分得見。西方學者一直積極尋找中國的「現代性」以與市民社會做對照，但學者也提醒我們此舉容易陷入傳統與現代二分法的泥淖。而與其用模糊的「現代性」概念，筆者在此偏好使用「現代轉型」來稱之，以免落入與西方對照的糾葛。
現代中國史學與傳統史學究竟有何不同？劉龍心強調民族國家的出現，是促成現代史學最重要的因素，她認為在民族國家的主權框架下，現代中國史學以西方傳入的「長時段」、線性歷史時間觀念，取代朝代更迭循環的時間；並以「民族」、「國民」作為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取代帝王將相的位置，從而形構歷史「集體同一」的特質。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神州女子新史》與《中國婦女生活史》都是以線性的進化歷史時間觀念來敘事。線性進化論的歷史分期，不是僅建立在編年史的時間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文明形態或歷史形態的特殊理解上；徐天嘯對文明的理解，藉由閱讀瞭解西方國家歷史文化，認為女子投身於社會與否，實與「世界之進化」、「民族之強弱」關係密切。
這種將性別平等作為判定文明高低的標準，是晚清女權論述的基調，例如林樂知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以鮮明的文明論立場，將婦女地位作為衡量文明高低的標準。
而相較於徐天嘯，在1920年代北京學界研究文明史學／文明史觀的熱潮下，陳東原研究整理「故紙堆」中的婦女史，也是用文明演化的進步與黑暗觀點來陳述中國婦女的過往。他將「傳統」中國婦女看成為落伍的，將婦女史寫作當作改良社會、教育女性、再造文明的工具，其論述具有明顯的線性進化觀點，把五四作為歷史時段的分界點，婦女群體被置於時代的座標上，面目模糊地在五四時代「從黑暗走向光明」。
其次，在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婦女史又發揮了怎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作用？《清史稿》強調男女對於家、國的各自責任，認為匹婦與士農工商對國家一樣的重要。
《神州女子新史》與《中國婦女生活史》則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神州女子」、「中國女子」、「中國女界」與「中國婦女」等詞彙，不再只是「婦女」、「女子」或者「中國」的「婦女」，而是緊密相連的一個詞語「中國婦女」。徐天嘯是在晚清對全球歷史的認識下，反思國族的過去與未來，希望以婦女史刺激當代女子之志氣與精神。《中國婦女生活史》則是以訴說過往婦女被宗法的壓迫來激發女界革新獨立，解決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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