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導讀】版權是版權必究政治、經濟體制的誰有生根一部分
盜版書籍在中文世界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網際網路興起之後，翻印這個問題變得尤其嚴重。導讀盜版的版有許多營利與非營利網站提供書籍下載的中國植自服務，讀者只要花一點錢，結構賣家立刻將PDF檔案傳到郵箱。性問西方有些網站甚至打著「解放知識」、題移「啟蒙大眾」、權觀為「無產階級」提供「自由發展」的念百年後美名，而傳播知識。仍難我的版權必究幾本書也有幸名列其中，一方面感到榮幸，誰有生根另一方面也十分無奈。翻印
二○一六年我的導讀盜版的版《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在台北出版之後，大陸著名的某網站立刻有好幾個賣家提供低價平裝本的盜版書，我曾向出版社反映，然而他們卻束手無策。有一次我去大陸演講，有一位讀者拿了一本盜版書請我簽名，他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不恰當的。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對作者的尊重還是侮辱。
無疑地，在中文世界要建立尊嚴版權與作者的智慧財產權，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中國人還不完全理解從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開始提倡的一個觀念，透過版權、專利制度來獎勵人才，與人們的腦力勞動，是建立文明國家，促成永續發展的一個關鍵。
這不但涉及以合理的商業秩序來保障個人權利，也與國際政治密切相關。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之一，即為雙方有關書籍、影片及音樂產品的版權爭議。當然它是多因果的歷程，也涉及中美世界強權之爭，以及文化上分歧，例如強調道德必要性狹窄定義而尊重個人、個性與市場的西方主流（個人主義與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資本主義），與強調道德必要性的寬廣定義而主張群己並重、重視「公共利益」的中國主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爭。
無論如何，美方認為中國盜版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深入地方經濟與社會，要徹底解決並不容易。主要的原因是「盜版的製造者與使用人不認為有違法意識」。這顯示百年來移植自西方的版權觀念尚未生根。這樣的情況是怎樣產生的？
王飛仙博士的這一本書，為中國版權問題的前世與今生提供了一個很清楚的說明，也點出問題的癥結是中西政治體制與思想觀念的雙重矛盾。她從歷史的角度首先闡明了版權觀念如何從西方傳到日本，再從日本引進中國。以往對此課題的研究多注意法律史的面向，本書作者另闢蹊徑，注意到觀念的引介，以及這個觀念在具體生活上的實踐。亦即「現代中國知識經濟實踐運作方式」為何：作品如何誕生、書籍如何印製（包括盜版）、如何流通與被消費、作者如何談報酬、出版商如何應對盜版、國家如何介入或不介入。
這是近年來處理「文化轉譯」很重要的趨勢。例如， 劉禾的《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一九○○—一九三七）》以及張寧的《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等書都採取此一方法，關注西方觀念或事務在中國脈絡下的具體實踐。這些活動的共同點都是從開始時「模糊不清」、「暗中模索」到逐漸明朗，卻又常常峰迴路轉、迂迴曲折，並與自身傳統藕斷絲連。
版權概念進入時中國也是如此，作者從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個案開始她的故事。一八九九年汪康年想要向林琴南、魏瀚洽購《巴黎茶花女遺事》的版權，林無意接受、魏則同意出售。不過他所了解的版權與版稅，不是他們兩人智慧創作的報酬，而是「印刷的木刻雕版」。即使當時汪康年將採西方的活字印刷，而不用雕版，但對創作者來說，版權的定義是指有形的木刻雕版，而非無形的思想創造。
這個例子生動地告訴我們西方觀念移至中國社會的難度，涉及到中國人了解西方「權利」（right）觀念的困難。這個觀念是西方現代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核心理念，對大清帝國子民而言，要認識這個與生活經驗無關的理念的確不易。（參見筆者《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一書的分析。）
嚴復是少數認識這個問題的思想先驅。他在翻譯「right」時本擬譯為「天直」或「民直」，可惜這兩個譯名未被接受，人們認可的譯語是來自日本的「權利」。嚴復認為right一詞是正面的，而中文的「權」與「利」都有負面意涵，認為這是「以霸譯王」，不過也只好接受。
版權觀念是權利觀念的一部分，書中仔細地分析了近代中國四種的「版權實踐」（有形製造手段的所有權、無形腦力勞動的財產權、作者或書商向國家申請的特權、國家在書籍審定後授予的許可）。近代中國版權觀念的建立，嚴復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書第三章很詳細地描述此一過程。作者指出嚴復也不是一開始就有清楚的理解，而是且戰且走。他在《天演論》出版之後，暴得大名，也飽嚐盜印之苦。
他在翻譯出版的過程之中，慢慢與出版商折衝協調，在多方嘗試與改進之後才找到一條路。此舉促成中國版權觀念的重要轉折，開始將版權視為無形的財產，可以在作者與書商間進行轉讓，而且以稿費、定額版稅等來確保出版之後的利益。這種知識經濟生活的改變，促成為盈利而工作的譯者的行業。經過多方嘗試，嚴復在一九○三年開始與商務印書館所擬定的版權合約，成為近代歷史上第一個由作者與出版商同享互利的一個約定，嚴復過世之後此約又由家人繼承。作者指出嚴復與商務印書館所發展出的可行制度，成為計算版稅的標準流程，這在中國智慧財產權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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