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蘇珊．奈門（Susan Neiman）
得獎作家卡洛琳．恩可（Carolin Emcke）說：「對我這代人而言，父輩法哀生而為德國人的罪悼承意思是，別信任你自己。惡父」她出生於一九六七年。母無
在德國，認責任甚你出生的至談爭不之責確切年份很重要。如果你出生於一九一○年之前，論戰你所受的肩負教育並未受到納粹政治宣傳的滲透，而且你可能認識夠多的表達猶太人，政治宣傳沒能對你產生最壞的父輩法哀影響。如果你出生於一九二八年之後，罪悼承納粹掌控了你的惡父教育；但你太年輕了，國防軍無法徵召你入伍，母無儘管你在戰爭末期的認責任甚絕望日子裡可能當過防空輔助員（Flakhelfer）。如果你出生在上述兩個年份之間，至談爭不之責那你的運氣大概是最差的。即便在戰後，出生年份也一樣重要。如果你出生於一九六○年之後，你的父親不太可能曾參戰過，儘管他的學生時期仍受其影響，而且他也會記得在戈培爾口中的總體戰期間落下的那些炸彈。若你出生時間稍早，你大概會變得破碎、受到磨損。
我所認識的那代人之中，沒有哪個正直的人未在某個無法觸及的地方背負著傷痕。如果你曾不幸發現某件關於自己父母的可怕事實，那你就能瞭解德國人的感覺。無論你的父母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他們仍是餵你喝奶、替你擦屁股的人。他們確保了兩歲之前的你能生存下來，若他們沒有這麼做，你確實可能活不到今天。就算你發現他們是納粹，這點也不會改變。
這群人被稱為六八世代【譯注1】。他們於一九四○年代出生，在電視上看了艾希曼和奧許維茲大審而有所頓悟：突然間，父母與老師面無表情的殘酷沉默都有了原因。「這像是受害者的沉默，但也有另一種原因：受害者因為羞愧而沉默，加害者因為內疚而沉默。」希莉．庫格曼說。德國精神分析師米切利希夫婦（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的著作《無力哀悼》（The Inability to Mourn）便是這場覺醒的成果之一，他們讓這個國家在諮商室的沙發上坐下。
二戰世代的德國人不得不在二十年內經歷劇烈的身分轉變。德國國防軍的英雄成了轟炸與戰俘營的受害者與失敗者，這樣的轉變已相當困難；現在，他們還得習慣加害者的身分。從英雄到受害者再到加害者，教人該如何理解此？米切利希夫婦認為人們確實無法理解，國家因此陷入困境。他們無法哀悼他們敬愛的元首以及他所賦予他們的自我形象，他們也不能哀悼這個政權所奪走的性命。
父母無法哀悼、無法承認責任，甚至無法談論戰爭，不幸的子女就得肩負表達之責。有人說，如果沒有這份沉默，聯邦共和國不可能被重建；清理廢墟已經夠難了，還得思考自己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難怪人們的表達會走調，甚至比這更糟。他們無法認同自己的父母，因此急於認同受害者，也許是猶太人、巴勒斯坦人或越共。米切利希夫婦稱其為妒羨清白（an envy of innocence）。許多人大聲說出了這種妒羨：他們多希望自己的父母位於鐵絲網的另一邊。那些生了孩子的人，常替他們的孩子取希伯來名字。一九八○年代，你若在任何一個操場上大喊「雅各」，便會有三個金髮碧眼的小男孩轉過頭來。
他們有時會陷入理直氣壯的自憐之中。就連那些不太喜歡讀理論的人也讀了阿多諾、霍克海默和班雅明，但他們對於活著的猶太人的反應，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以尷尬來形容。一九八三年的一個雨天，在啤酒花園的座位上，有位仁兄對我說：「每次看到妳，我都會想到達豪（Dachau）集中營。」有時候，他們以哲學上的猶太主義來取代其父母的反猶主義；這並沒有比較好，至少我沒有覺得比較好。有時候，他們只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展現出經過微調的反猶主義；當他們瞭解到以色列人在占領期間可能也很殘酷的時候，許多人都鬆了一口氣，有些人甚至感到高興。
現在回頭看六○年代的德國，有些人會說納粹提供了一個藉口、一個劇烈的轉折，讓他們得以反叛父母，而這場反叛無論如何都會發生。「他們突然有道理可講，而不只是賀爾蒙作祟而已，」貝蒂娜．施坦奈特說。不過，這代人畢竟還是打破了沉默，即便他們的口號並不是毫無問題。「占領空屋總比占領外國好，」這是急於進駐柏林那些被屋主拋棄的公寓的占屋者，特別喜歡的一句。
六○年代末的騷動所造成的結果之一是，官方一陣慌亂地表示確實有需要說點什麼。騷動平息後，許多當初製造騷動的人開始慢慢進入體制之中，打造出一系列制度化的贖罪儀式。這感覺起來常像是顛倒的猶太曆，每年都有一些需要標記出來的日期。許多儀式是如此公式化，以至於有些日子裡我寧願人們沉默不語就好；但隨著時間過去，人們為了打破沉默所做出的努力變得更有反思、更加健全。
沒有哪個德國人比揚．菲利普．雷姆茨瑪（Jan Philipp Reemtsma）花費更多心思與時間來釐清過往了。在這個過程中，他也花了相當多的錢。「戰爭與死亡是我兒時的同伴，」他曾如此寫道。揚．菲利普出生於一九五二年，但他恰好與許多最常見的狀況擦身而過。他的父親在一戰中受了重傷，因此不必在二戰中服役。而他也不是納粹，只是一個默默堅持著自己的品德守則的機會主義者。戰爭一結束，他父親就找到了人在紐約的猶太裔生意夥伴，並且把他應得的那份利潤交給他——他們的生意早前已被雅利安化【譯注2】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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