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受苦與反抗》:我就是這樣讀完50冊書,身體疲憊卻心靈滿足地度過326天牢獄歲月

  发布时间:2024-05-19 00:40:15   作者:玩站小弟   我要评论
文:陳健民〈讀而忘憂:獄中書單〉獄中第一天很難過,不單是突然失去自由,而是整天百無聊賴,被迫看電視節目。第二天太太來探訪,見她含著淚離開,極其難受,但看到她送來幾本書,卻又喜出望外,心情非常矛盾。從那 。

文:陳健民

〈讀而忘憂:獄中書單〉

獄中第一天很難過,陳健冊書不單是民受突然失去自由,而是苦與整天百無聊賴,被迫看電視節目。反抗第二天太太來探訪,這樣足地見她含著淚離開,讀完度過極其難受,身體但看到她送來幾本書,疲憊卻又喜出望外,卻心心情非常矛盾。靈滿從那天起,天牢不管炎夏寒冬、獄歲月不管噪音轟炸,陳健冊書我一直讀著,民受總共讀了40本書,苦與共50冊。我在出獄前一刻,仍獨坐一角追看一本小說的結局,懲教署職員看著我有點哭笑不得,卻不明白即使是當教授的,在今天大學繁忙的工作中,亦難得盡情閱讀。監獄生活雖然艱難,只要有書陪伴,便能穿越高牆鐵窗在思想的天空翱翔。

我原是政治社會學學者,過往看了許多有關民主、公民社會、社會運動、當代中國的書,這次入獄仿如學者難得的安息年(sabbatical),我「如鹿渴慕溪水」般想看一些久違了的「閒書」,卻難為太太在我書房中按圖索引逐本找出來。結果太太共送來9本傳記、11本歷史書、12本文學作品和其餘8本宗教、哲學、藝術、社會類書籍,下面讓我獄中書單分享一些閱讀所得。

我第一本讀的是梭羅的《湖濱散記&公民抗命》(Walden & Civil Disobedience)。重讀著名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一文,是想在驚魂稍定的時候,重溫公民抗命的理念以鞏固自己的抗爭意志。而我知道梭羅是有深厚的個人修行(有些人把他視為西方禪修的先行者)才孕育出公民抗命的理念,所以想拜讀〈湖濱散記〉(Walden)一文,看他如何藉著簡樸寧靜的生活,對抗由貪婪而衍生的奴隸社會。這本書啟發我寫出第一篇獄中書簡〈平靜的力量〉。

我一直很喜歡看傳記,梵谷、潘霍華、曼德拉、甘地、維特根斯坦等的生平對我的世界觀和人生方向影響尤深。這次我選了幾位對世界有深切影響的學者的傳記來讀,並不預期他們有不平凡的人生(我印象中學者多是悶葫蘆),而是想通過了解他們活過的時代,進一步掌握他們的學說,結果卻讀到他們許多奇特的經歷,讓我大開眼界。譬如社會學老祖宗韋伯原來飽受性無能的問題困擾,最終遇上一位出落凡塵的情婦,才讓他從多年的壓抑中釋放出來,因此傳記作者認為他著名的「魅力」(Charisma)概念並非指涉政治領域中打破舊制度的領袖魅力,還有在生活領域中如他情婦般能衝破常規的人格魅力。

與韋伯剛好相反,性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一生幾乎沒有什麼性醜聞,即使他的學生榮格曾指他與小姨有染,亦搞不清是否因為師徒翻臉而中傷他。事關這位大師非常專橫,對他開創的心理分析方法受到任何抨擊均非常在意,如果門生稍有異心便口誅筆伐。佛洛伊德在維也納生活多年,雖然那是音樂之家、大學旁邊亦有許多咖啡館沙龍聚會,他卻總是滿口埋怨(可能是在本土沒有太多心理分析學派支持者),最終因納粹德國進迫而移居倫敦時說:「在奔向自由而揚揚得意時,竟泛起陣陣哀愁,就像一個人步出監獄仍對牢房有所眷戀。」(The triumphant feeling of liberation is mingled too strongly with mourning, for one had still very much loved the prison from which one has been released.) 這句帶有病態矛盾心理(ambivalence)的話便成為我最後一封獄中書簡的引言。

同樣具思想震撼力的馬克思,便沒有韋伯和佛洛伊德般在大學的崇高地位。因為積極鼓吹推翻普魯士王國而被迫害,馬克思長年與家人過著流亡的生活。讀他的傳記特別痛心他那位帶有貴族血統的太太如何以靠賒借典當度日,亦感嘆一位革命思想家長時間要與母親為父親卑微的遺產爭論,最終竟是靠德國科隆一群商人和資本家好朋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接濟,而繼績鼓吹推翻資本主義。傳記作者知道歷史好像已否定了馬克思理論,但提醒讀者要回到19 世紀中《孤雛淚》(Oliver Twist)描述的工人苦況,去理解早期資本主義的邪惡和馬克思鼓吹革命的原因。

比馬克思幸福百倍的是佛洛姆(Erich Fromm)。他雖然批判資本主義鼓吹物質主義,令人扭曲對愛的理解,但他寫的《逃避自由》、《愛的藝術》等書一紙風行,讓他可以過著學者難得的優越物質生活。不過佛洛姆亦懂得運用他的財富支持社會改革,包括與哲學家羅素一起推動和平運動。他經歷三段非凡的婚姻,讓他成為「愛的先知」,寫出滿有生命力的作品。

與佛洛姆一樣為逃避納粹政權而移居美國的漢娜・鄂蘭,都是以思考德國何以變成一個極權國家為中心命題。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指出集中營為極權的標記,奠定她的學術地位,但她的《平凡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卻是一部極具爭議的作品。猶太人批評她為納粹劊子手艾希曼洗白,但其實她對極權社會下那些逃避道德責任,成為獨裁者幫兇的普通人提出嚴厲的批判,讓我們看見邪惡是由無數平凡人合謀而成。


  • Tag:

相关文章

最新评论